三、阿嵯耶观音信仰及其象征意义

　　1．阿嵯耶观音信仰的原因和目的

　　我们知道南诏靠唐王朝扶持得以立国，因此“世奉中国”，“永顺唐仪”，长期受汉文化的浸润，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生活风俗等方面积极主动地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具有高度的汉文化水平，使南诏习尚颇具唐风。然而，一直以汉文化为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南诏，为何在晚期却将这尊源于东南亚，在造型和风格上完全有别于中原的观音形象奉为信仰崇拜的主角，并被创造性地尊称为阿嵯耶观音，大造其像。南诏皇帝隆瞬不仅自号“摩诃罗嵯耶”，而且，还将年号也改为“嵯耶”，可见，阿嵯耶观音极受尊崇。

　　阿嵯耶观音信仰的出现决非偶然，其中必然有着深刻的思想含义，它是南诏统治者思想观念和要求变化的反映，而这种思想观念和要求的变化主要是深受中原“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所致。

　　首先，在文化方面，南诏仰慕中原汉文化，热衷于中原文化的学习，“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2有“人知礼、乐，本唐风化”之美誉。3在风俗方面，南诏“衣服略与汉同”，4有关节日“粗与汉同”， 5房屋建筑“悉与汉同”，6殡葬之法“依汉法为墓”。7丰祐甚至“慕中国，不肯连父名，”8足见南诏对中国文化仰慕之深。在佛教方面，从现存的绝大部分云南地方佛教文物、文献，出土文物，碑铭题记，石窟雕刻，绘画等可信资料证明，“南诏、大理佛教无论经典还是僧侣都属汉地佛教系统，是汉地佛教在云南的传播。”9南诏、大理国佛教艺术与其佛教一样深受汉地佛教艺术的影响，其佛像的造型与敦煌石窟和大足石刻相似，其绘画风格和技法是中原风格和技法的嫡系正统，是曹吴之遗绪，10云南佛教“画是中国画，字是中国字”，汉地佛教在南诏有着相当的地位。

　　其次，南诏在与唐朝交往中发展起来，一方面、迅速增长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其势力扩展到东南亚；又在与唐的一系列战争中南诏基本上是赢家，由于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南诏的自我意识日益显露出来，世隆自称皇帝，改元建极，国号大礼，欲与中国分庭抗礼。其子隆舜继位（877）后也“自号大封人”、“摩诃罗嵯耶”，1南诏要求独立和自主之民族意志，于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民族意识不是天生的，是生成的，正是在与中原汉民族的不断进行的历史文化传递中，在经历了与中国朝廷长期的交往之后，南诏人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得到了不断提示和增强，现在正处于一个发现自我的时期。鉴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南诏统治者以一种与军事力量的扩大相称的自信不疑而又自我专注的态度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与资格与唐王朝平起平坐，便向唐王朝争取名分。从咸通七年（866）以来，世隆就向唐朝表示不愿意再接受臣属的身份待遇，要求以平等国的地位相对待。隆舜也仍然拒绝与唐的臣属地位，并要求与唐和亲，但一直遭到拒绝。

　　尽管南诏的社会和文化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文教都很兴盛，但由于受儒家“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在中原汉人的眼里，南诏仍然是“不毛之地”、“蛮夷之邦”、“瘴疠之地”、“化外之域”；是“群蛮”、“左衽鸟语。”3而历代中央王朝都将云南地方的“圣化”或“文教”看作是“皇恩”。在孙樵的《序西南夷》中歧视南诏，中国尊己卑人、妄自尊大之态，表现得非常突出，很有代表性。唐代的官书将世隆之名恶意地写为“酋隆”，在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元稹、骆宾王、陈子昂、徐凝、雍陶等人的诗中，都有对南诏的鄙夷侮辱之语，存在着浓厚的民族偏见，4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极大地损伤了民族自尊心。随着南诏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了彰显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便开始有意无意地对汉文化采取排斥、回避、淡化的态度。从隆舜“自号大封人”，“自号摩诃罗嵯耶”，“摩诃罗嵯土轮王担畀谦贱四方请为一家”的名号，5我们几乎看不出南诏与汉地的关系，军事远征、掳掠财富劳力、建立寺庙这一切都是想要使周围的民众臣服，而对外却是要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这也是在尊华反受到卑贬之后，南诏统治者所做出的贬华或自尊自高的举措。

　　因此，南诏统治者利用佛教信仰来使其统治神圣化，使神圣王权既有礼仪性的含义也有加强权力的重要意义。处于这样的地位，统治者的正统性及合法性就要求宗教所能提供的象征意义，隆舜时出现的阿嵯耶观音佛王信仰就是南诏统治者要求合法的独立自主权利的反映，是其王权意识、民族意识确立和象征最明显的表现，是其王权意识、民族意识精神的象征。

　　2．阿嵯耶观音信仰的意义

　　阿嵯耶观音信仰反映了南诏自我认同意识的转变及其心态，它代表的是南诏晚期南诏人的一种地方民族精神，是南诏统治者对中原王朝对他们歧视及不平等待遇的不满而做出的贬华或自尊自高的举措，是世隆对“华化”作出的逆反举动。6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南诏有识之士及广大民众而言，夷夏之辨实在令人厌恶，因而，在南诏后期出现了彰显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影响深远的阿嵯耶观音信仰。阿嵯耶观音像的确可以作为精美的艺术品来欣赏，但是，由于南诏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经历使然，从南诏统治者的心理来讲她更是被当作富有威力的东西去使用的：阿嵯耶观音是一种局限于特殊的现实的目的崇拜，是南诏在与唐王朝交往和矛盾中逐渐产生的王权意识、民族意识确立的象征，它与《南诏图传》相配合，是对其文字和图像最具体、最有力、最形象的说明。

　　阿嵯耶观音信仰既是云南佛教的特色信仰，也是白族的独特信仰。阿嵯耶观音信仰较为清楚地表现了白族的民族意识，而作为表现这一民族意识的具体形式东南亚风格的阿嵯耶观音像也由此被赋予了如此特殊、神圣的意义而被人们备加崇推，对它的崇拜经久不衰。可以这么说思想与质料在阿嵯耶观音像上得到融合，那无生命的质料与南诏人的愿望和情感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质料被精神化、神圣化了。透过端庄精美阿嵯耶观音像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其所体现的云南地方民族艺术的特质，而更主要的是发现和理解了其所蕴涵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思想特质。

　　阿嵯耶观音信仰对云南地方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是对南诏民族意识及其文化价值的肯定和自信，既体现了王权意志，也体现了民族意识，还体现了地方性文化的力量：她是大理白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也是白族文化身份的标志之一，她与大理三塔、《南诏图传》、《张胜温梵画卷》及剑川石窟构成白族集体记忆的象征符号。“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这些符号。如果没有这样的符号 ，一个民族就很难使自己的集体记忆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1明代成书的《白古通记》就是这种民族意识和集体象征意义的传承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