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北京藏传佛教造像和清宫“造办处”
清代继续崇重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和影响依然很盛。当时全城共有藏传佛教寺庙30余座,喇嘛人数众多。同元明两代一样,清代北京的藏传佛教也主要为帝王和皇室成员崇重和信奉。在清代诸帝中,康熙和干隆两位对藏传佛教的重视尤为突出,他们礼敬高僧,为藏传佛教大兴寺庙,所做“功德”无数。如康熙帝亲自册封了一世章嘉国师、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和五世达赖喇嘛,率先在宫廷创设中正殿念经处,兴建了玛哈噶喇庙、永慕寺、资福院等多座喇嘛庙等。干隆帝礼敬三世章嘉国师、六世班禅,在皇宫和皇家苑囿设立了慧曜楼、宝相楼、梵华楼等多座佛堂,又在北京和承德兴建了十余座喇嘛庙等。康熙、干隆二帝对藏传佛教所做的这些“功德”既密切了民族关系,稳定了边疆社会,满足了自己和皇室祈福奉佛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清代帝王因为崇重藏传佛教,因而对藏传佛教造像非常重视,其重视程度和表现出来的热情大大超过元明两代帝王。康熙帝率先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制作藏式佛像。史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在宫廷设“中正殿念经处”,负责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并兼办造佛像。其后的干隆帝对造像的重视则更有过之,他不仅在宫廷专门设立“造办处”制作佛像,还亲自参与造像的图样设计和造像过程的监督,几乎所有重要造像环节他都亲自把关定夺。特别是当时受干隆帝特别礼敬的三世章嘉国师和二世土观活佛也都参与了宫廷造像活动,充当顾问和艺术指导。由于干隆帝对造像的高度重视,干隆时宫廷造像规模盛大,活动频繁,参与工匠众多,制作的佛像成千上万,这些都是康熙时无法相比的。这些情况在清宫档案如《清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档》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康熙和干隆两朝宫廷制作的佛像目前都有遗存。从现存实物看,这两个时期的清宫造像整体风格基本一致,既受到了内地传统艺术的影响,带有明显写实艺术倾向,又受到了时代审美观念和工艺技术的影响,体现出工艺精细、造型规范而缺乏内在气质的艺术风格。但是从造型样式和工艺水平上看,这两个时期造像又略有区别。其中康熙造像造型挺拔,工艺精细,整体效果明显优于干隆造像。如现存的一尊药师佛像是现知最早的康熙纪年造像,制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尊通高18厘米,头饰螺发,顶结高发髻,身着袒右肩袈裟,衣服上刻满各种精细的植物纹饰,跏趺坐姿,双手结印,造型挺拔,结构匀称,是康熙佛装造像的典型代表,其袈裟纹饰就体现了康熙造像工艺精细的特点。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馆珍藏的四臂观音菩萨像,是康熙菩萨装造像的代表,铸造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此尊像高73厘米,造型结构具康熙造像明显特点,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菩萨身上的装饰,如头冠、宝缯、耳环、璎珞和各种钏饰,手法细腻,工艺十分精细,每个细小部位都做到了一丝不苟。如头冠采用镂空技法雕出,显得玲珑剔透、精美无比,康熙造像工艺上的优点在这尊造像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比起康熙造像,干隆造像艺术水平要逊色一些,造型姿势更加僵板,工艺也不如康熙造像精细,虽然整体看上去造型大方、结构匀称、躯体光洁、用材讲究,但缺乏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六臂文殊像
干隆造像目前遗存非常多,主要集中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有一些流入民间。其中大部分是署有“大清干隆年敬造”铸款的一类,其造型规范,铸胎厚重、艺术风格完全一样,极易辨别。如图所示的绿度母像,此尊半跏坐姿,头部略向右倾。戴花冠,顶结高发髻,手挽帔帛,肩配花枝,胸饰璎珞,造型装饰皆注重写实,体现出内地艺术的明显影响;但艺术表现并不生动,显得生硬呆板,匠气十足。莲花座正壁上沿有“大清干隆年敬造”署款,是干隆造像的突出特征。如封三的“佛陀菩提母”也是一尊干隆菩萨装造像,它的装饰风范虽与绿度母略有不同,但整体造型、工艺特色和艺术气韵与绿度母完全一样。此尊的莲座上除有“大清干隆年敬造”铸款外,还有该造像的名称(莲座正壁下沿)和“根本瑜伽”(莲座后壁)阴刻题款。这种题款的造像遗存很多。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皇宫内苑佛堂供奉的佛像一般按“六品”(事部、行部、瑜伽部、父续、母续,般若部)的内容分类供奉,可见像“佛陀菩提母”这种造像应当是当时成套铸造供奉于皇宫内苑佛堂中的,因为其署款都带有明显的部类标志。在铸造大部分无具体年款佛像的同时,干隆时也制作一些带具体年款的佛像,如署刻“大清干隆庚寅年敬造”之类年款的造像,多属仿古风格造像。
另外,康干时北京除宫廷制作藏式佛像外,民间也有制作,但民间大多是仿制宫廷造像样式。现存民间造像都不署年款,但造型样式与工艺特征与宫廷造像都非常相似。同时,由于清代居京的喇嘛多由蒙古地方选派,蒙古地方的造像风格因此影响到北京。如雍和宫的白檀木弥勒大佛,就是干隆十八年(1753)由蒙古喇嘛察罕活佛主持雕刻的[12]。但是蒙古造像风格并没有形成主流,而且在北京的流行中也融入了宫廷造像艺术因素。因此可以说,清代宫廷造像始终是北京藏式造像的主流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