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二
 

　　编者按：北京市文物局集北京文博单位馆藏文物之大成，编辑出版大型《北京文物精萃大系》图录。该图录是从北京文博单位200余万件文物中精选而成，分石雕、石刻、陶瓷(上、下)、玉器、青铜器、古钟、佛造像(上、下)、金银器、书法、绘画、古籍善本、织绣、家具、工艺品等14个门类17卷。每卷前各有一篇与本卷分类一致的专题论文，论述该类文物的地方特色和历史艺术价值。全部14篇论文汇总即为北京文博单位馆藏文物之总论，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本刊特将《北京文物精萃大系》所有14篇专题论文分期刊出，供从事北京历史文物研究人员参阅。

　　佛教造像是佛教所奉神祗的各种艺术造型，因其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遗存丰富，内涵深厚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青睐，成为独立的雕塑艺术品类。佛教造像的目的主要是为佛教服务的，宣传和表现佛教的基本追求和基本理念，但是在不同的地域，由于受到独特的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影响，往往被打上地域历史和文化的深深烙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就是佛教地域造像的一个典型代表。

　　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与北京佛教的发展一样，历史十分悠久，大约从东晋十六国时开始传入，至今有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它虽然风格不断演变，但始终与北京的佛教发展相伴，与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审美观念紧密相连，体现出鲜明的北京地方特色；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造像实物。北京佛教造像是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北京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佛教初传北京?

　　佛教何时传入北京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可靠的历史记载，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有的持东汉说；有的持西晋说；有的持东晋十六国说。但一般比较倾向于东晋十六国传入的观点。东晋十六国时，与北京地区相邻的赵国和魏国都已开始流行佛教。其中前后赵的石勒、石虎皆崇信佛教，他们礼敬的西域神僧佛图澄曾大弘圣化，广收门徒，在当时北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称为燕地的北京已为后赵统治，后赵石虎还专门派其儿子石斌为幽州牧镇。①另外，佛图澄的弟子道安与竺法汰等人当时曾隐迹石家庄附近的“飞龙山”(今称封龙山)。②由此可见，无论是通过佛图澄还是石斌、道安等人都有可能使佛教影响到燕地。

　　简而言之，当时燕地佛教传入的机缘已经成熟。《魏书·释老志》载曰：“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经郡国佛寺，见沙门道士，皆致精敬。”?③这条记载清楚表明在魏太祖平定北方，建立北魏时，燕地已经有佛寺和僧人了。相传北京门头沟区的潭柘寺始建于晋代，是北京最早的寺庙。北京古谚云：“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虽然这个说法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但是从佛教传入北京业已成熟的机缘和《魏书》的记载看，潭柘寺的出现是极有可能的，时间当然是在东晋十六国时。

　　北京佛教传入的时间我们是通过史料记载推知的，非常难得的是首都博物馆珍藏有一件十六国时期的铜造像，为我们了解当时北京佛教和佛教造像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见证。这尊佛像通高6.6厘米。结跏端坐，双手置脐下结禅定印。头顶饰球状肉髻，肉髻硕大，造型夸张，意在表现佛陀不同凡俗的相貌特征。面部上宽下窄，前额高广，双目紧闭，鼻梁扁平，双唇抿起，下巴短突，形象地体现了禅者全神贯注，入定思惟的神态。佛像躯体的处理亦颇具匠心，佛身着通肩圆领袈裟，衣纹采取阴线浅刻，两臂衣纹为平行状布排，胸前衣纹呈U字形自然下垂，臂部衣纹较胸前明显粗重写实。由于衣纹浅细，佛身形体变化清晰可见，生动写实，如自然下垂的双肩圆润而丰腴，形成一道流动自然的弧线，看似有些女性特征；再如座前的双膝非常突显，犹如两个支点，保持佛身稳固不动。这些特征正是禅者在禅定时身体自然放松、稳坐如钟的真实体现。佛像的台座也很有创意，方形中空，造型非常朴实，正面两侧各有一狮蹲踞。狮子造型古朴粗犷，二狮中央阴线钩出山形火焰纹饰。火在佛教里是智慧的象征，佛教认为智慧由禅定生发，可见这里装饰的火焰与造像的主题内容是密切相关的。这尊造像遵循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的粉本，同时又融入了中土传统的审美和表现手法，是华梵融合的早期代表之作。(图1见封三)?

　　这尊禅定佛像与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的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铜镀金禅定佛风格上非常相似。建武四年禅定佛产于赵国，从当时北京与赵国在地理、佛教、政治上的密切关系看，当时的北京佛教造像应该就是这种样式。因此，虽然我们不能确定首都博物馆所藏这尊禅定佛是否产于燕地，但它反映的应该就是当时燕地佛教造像本具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