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佛教造像艺术?

　　到了元朝，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称大都。在新的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大都佛像艺术焕发出夺目的光辉。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变化是新的艺术形式，即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传入和产生的广泛影响。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我国的藏族地区，13世纪初随着西藏辖归内地中央政府而首次传入北京。自元至清，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在北京的发展一直十分兴盛，为业已衰微的北京传统造像艺术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当时传播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是一位尼泊尔工匠，名叫阿尼哥。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他从享有“良工之萃”美誉的尼泊尔应请入藏，帮助西藏营建黄金塔。塔建成后，西藏萨迦派领袖八思巴慧眼识才将他留下，并收为入室弟子。1262年阿尼哥随八思巴来大都谒见忽必烈，他以超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技艺博得了忽必烈的高度赞赏，从此留住大都，供职于朝廷专门设立的工艺机构——“梵相提举司”。他擅长建筑、雕塑、御容帜帧和机械制造等多种技艺，而目都有精深的造诣。他以这些超绝的才能赢得了元代帝王的极大赏识和重用，先后担任“诸色人匠总管”、“领将作院事”，地位十分显赫。其中在雕塑方面他的贡献和成就尤为突出，他制作的佛像时人称为“西天梵相”。“凡两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所谓“西天梵相”，具体应指10—12世纪时尼泊尔成熟的佛教造像艺术。阿尼哥在大都生活了四十多年，他的技艺得到了广泛传播。史料记载他培养了包括他儿子阿僧哥在内的多位门徒。其中大都宝坻人刘元尤为突出。刘元熔中土和西藏艺术于一炉，多有创新，他制作的佛像被时人誉为“绝活”。阿尼哥及其弟子们的艺术活动在今天的北京地区留下了重要实物见证。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两尊元代铜镀金藏式造像，是大都藏传佛教造像的重要代表。这两尊造像的莲座部位都刻有纪年铭文，是目前国内外仅见的有确切纪年的元代藏传佛教金铜造像。(图11)1992年上海松江区西林塔出土了一尊元代青田玉雕刻的释迦牟尼佛像，佛像座底刻有“大都佛儿张造□”题款，也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代表之作。另外，北京昌平区居庸关云台上也遗存有元代浮雕的藏传佛教造像。这些造像的风格和手法都受到了内地艺术的影响。?

　　与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流行的同时，大都传统的汉地佛像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汉地造像继续承袭宋辽写实之风，造像躯体健壮，气势雄浑，造型大方，神态自然，比起宋辽明显要有气势。体现大都佛像艺术这一特色的实物遗存也十分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其中以金铜和陶瓷造像最为突出。北京香山卧佛寺卧佛殿内供有一尊巨型铜镀金释迦牟尼佛涅睟像，是元代佛像遗存中最为突出的实例。
 

图十一

　　造像全长5米余，重达50余吨，铸造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佛像侧身而卧，两腿伸直，左手平放左腿上，右臂弯曲托着头部，双目微闭，神态安详，造型完美，工艺精细，体现了元代高超的铸造技术和雕塑艺术水平。

图十二

　　(图12)同样是金铜质地，北京广济寺的圆通殿里供有一尊观音菩萨像，体现的艺术水平比卧佛寺铜卧佛更胜一筹。像高约1米，坐姿，头戴花冠，天衣横披，全身装饰繁缛，右腿支起，左腿下垂，右手放在右膝上，优美自然的姿势、华丽的装束和端庄慈祥的神态将观音菩萨自在安详的宗教气质和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尊不可多得的元代造像佳作。(图13)陶瓷造像也是元代十分流行的造像形式。现存实物如1969年西城区定阜大街西口出土的青白釉观音菩萨像、1966年昌平区出土的龙泉窑释迦牟尼佛和骑吼观音像、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青白釉释迦牟尼佛像等。其中青白釉观音菩萨像最为突出。此像高69厘米。它的姿势和造型同广济寺的铜观音菩萨像基本一样，但装饰更加繁缛，手法更加细腻，形象更加生动，每一个亲眼目睹者无不为其传神的艺术魅力和精妙绝伦的工艺而叹服!遗憾的是这尊造像因出土时受损，至今多处留有粘痕和残迹。(图14见封三)这些陶瓷佛像毫无疑问都不是大都所产，但反映了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反映了大都宗教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特点。

图十三

　　另外，大都流行的干漆夹?像也颇值得一提，是当时大都著名雕塑家刘元的“绝活”。史料记载：“有塑土范金，搏换为佛者，出刘元之手，天下无可与比。”这种造像现在也有遗存，洛阳白马寺大雄宝殿供奉的三世佛、十八罗汉等造像就是典型的实例。它们原来一直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组佛像以造型完美，形象生动，敷彩富丽，气势恢宏的特点现已成为白马寺驰誉中外的镇寺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