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北京佛教造像艺术?

　　明代时，北京仍同时流行汉传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造像，但藏传佛教造像的地位和影响仍最为突出。明代对西藏采取“众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使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各地、各教派势力取得了更加广泛和紧密的联系。北京作为明代政治中心，继续成为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联系的舞台，同时随着藏族僧人络绎来京朝觐、定居，也继续成了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中心。据史料记载，明代北京共兴建了真觉寺、大慈恩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藏传佛教寺庙，还出现了一位如元代帝王那样崇信藏传佛教的皇帝——明武宗。明北京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兴盛就与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也是在帝王们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明帝王仿效元朝亦在宫廷专设造像机构，称“佛作”，隶属“御用监”，制作藏式佛像。造像的目的主要是作为重要的宗教礼品赏赐、馈赠给西藏上层宗教人士，为其宗教笼络政策服务。明代宫廷造像开始于永乐时，但只延续到宣德时期。永乐、宣德之后，宫廷造像突然销声匿迹了，至今也没有发现一尊永、宣之后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但是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在北京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现存的明代宫廷藏式造像主要是永乐和宣德两个时期的，一般都带有“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刻款。(图15)永、宣之后的造像实物也有遗存，目前所见有正统、景泰、成化、正德和崇祯几个不同时期带具体年款的造像。(图16)?

　　同藏传佛教造像相比，明代北京传统的汉地佛教造像则显得十分暗淡。虽然当时汉地造像仍拥有较大信仰群体，塑像不断，寺庙供奉也很多，但是由于整个社会审美观念的下降和藏传佛教造像仪轨的影响，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已完全趋于世俗化和程式化，造像面相宽平，体态丰，造型僵板，装饰繁缛，完全是一种世俗社会崇尚的富态和福相的审美标准。尽管各种造像因手印不同，造型各异而体现出身份和职能的差异，但是唐辽时那种有着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已不复存在，即使是碧云寺里济济一堂的五百罗汉，也不过是几种典型模式的翻版，总体给人一种生气无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