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代，由于清帝大兴“黄教”，藏传佛教造像以绝对主流形式占居北京，并影响到全国各地，北京佛教造像在形式上出现了明显的一边倒的趋势。而当时北京传统的汉传佛教造像则完全承袭明代丰雍媚俗的遗风，毫无发展和创新。因此，可以说在北京佛教造像史上清代是一个藏传佛教造像独领风骚的时代。?

　　清代帝王对藏传佛教造像的重视程度和表现出来的热情大大超过元明两代帝王。康熙皇帝率先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制作藏式佛像。史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在宫廷设“中正殿念经处”，负责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并兼办塑造佛像其后的乾隆皇帝对造像的重视则更有过之，他不仅在宫廷专门设立“造办处”制作佛像，还亲自参与造像的图样设计、造像工艺程序的监督，几乎所有重要造像环节他都亲自把关定夺。特别是当时受乾隆帝特别礼敬的三世章嘉国师和二世土观活佛也都参与了宫廷造像活动，充当顾问和艺术指导。由于乾隆帝对造像的高度重视，乾隆时宫廷造像规模庞大，活动频繁，参与工匠众多，制作的佛像成千上万。这些情况在清宫档案如《清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档》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康熙和乾隆两朝宫廷制作的佛像目前都有遗存。从现存实物看，这两个时期的清宫造像整体风格基本一致，既受到了内地传统艺术的影响，带有明显写实艺术倾向，又受到了时代审美观念和工艺技术的影响，体现出工艺精细，造型规范，而缺乏内在气质的艺术风貌。但是从造型样式和工艺水平上看，这两个时期造像又略有区别。其中康熙造像造型挺拔，工艺精细，整体水平明显优于乾隆造像。如首都博物馆珍藏的药师佛像，是现知最早的一尊康熙纪年造像，制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此尊通高17厘米，头饰螺发，顶结高发髻，身着袒右肩袈裟，衣服上刻满各种精细的植物纹饰，跏趺坐姿，双手结印，造型挺拔，结构匀称，是康熙佛装造像的典型代表。其袈裟上纹饰就体现了康熙造像工艺精细的特点。(图19)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臂观音菩萨像，是一尊康熙菩萨装造像的代表。铸造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高73厘米。其造型结构具康熙造像明显特点。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菩萨身上的装饰，如头冠、宝缯、耳环，璎珞和各种钏饰，手法细腻，工艺精细，每个细小部位都做到了一丝不苟，交待得十分清楚。

　　如头冠采用镂空技法雕出，显得玲珑剔透，精美无比。康熙造像工艺上的优胜特点在这尊造像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图20)比起康熙造像，乾隆造像艺术水平要逊色一些，造型姿势较为僵硬，工艺也不如康熙造像精细，虽然整体看上去造型大方，结构匀称、躯体光洁、用材讲究，但缺乏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感人的艺术魅力。乾隆时期，大学士工布查布译出《造像量度经》，乾隆与三世章嘉国师又合作编订了《三百佛像集》，乾隆时造像就是严格按照这些佛像量度的规定和既定的图像模范进行塑造的，这应是乾隆造像普遍走向程式化，从而导致艺术水平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乾隆造像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有一些流入民间。其中大部分是署有“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的一类，其造型规范，铸胎厚重，造型风格完全一样，极易辨别。如图×的绿度母像。半跏坐姿，头部略向右倾。戴花冠，顶结高发髻，手挽帔帛，肩配花枝，胸饰璎珞，造型装饰皆注重写实，体现出内地艺术的明显影响。莲花座正壁上沿有“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是乾隆造像的突出特征。(图21)图22的香象菩萨也是一尊乾菩萨装造像，它的装饰风范虽与绿度母像略有不同，但整体造型、工艺特征和艺术气韵与绿度母完全一样。此尊的莲座上除有“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外，还有该造像的名称(莲座正壁下沿)和“根本瑜伽”(莲座后壁)阴刻题款。这种题款的造像遗存很多。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清宫佛堂供奉的佛像一般按“六品”(事部、行部、瑜伽部、父续、母续，般若部)的内容分类供奉，可见像“香象菩萨”这种造像应当是当时成套铸造供奉于皇宫内苑佛堂中的佛像，因为其署款都带有明显的部类标记。与大部分无具体年款佛像铸造的同时，乾隆时也制作一些带具体年款的佛像。如图×的无量寿佛像，其方座正面下沿刻“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标明它造于1770年。(图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