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燕地佛教造像艺术?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开始了全面的发展，其中的北朝由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发展尤为突出，人们纷纷争做功德，开窟造像，兴寺建塔，一时蔚然成风。当时仍称燕地的北京先后由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统治，虽然经济文化仍然相对落后，但是在当时北方社会崇佛风气的影响下，佛教发展有了明显的起色。据史料记载，当时燕地出现了光林寺、尉使君寺、奉福寺、石佛殿、大安寺、木严寺、佑圣教寺、天开寺等多座佛寺，而且还涌现出一大批传播佛教的僧侣。史载，北魏延昌三年(514年)十一月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起义，自号净居国明法王。④”，由此可见当时幽州僧侣人数之众多。与此同时，当时燕地与外界的佛教交流也开始全面展开，一方面燕地僧侣因本地佛教落后纷纷外出求法，如北魏时有昙无竭率领25位僧侣赴印度求法，⑤北齐时又先后有宝儒、智梵、靖嵩等人赴洛阳、邺都等地学法；一方面洛阳、邺都等地的僧人也纷纷来燕地传法，如北齐时先后有灵询、道覆、灵裕等邺都的名僧来幽州传法布道。⑥燕地佛教与外界的这些交往无疑给燕地佛教带来了发展源泉，燕地佛教和佛教造像艺术因为这些交流而紧跟时代的步伐，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艺术特色。

　　北京现存的北朝造像实物较为丰富，种类上有石雕和铜铸两类。从现存实物看，北朝燕地造像在艺术风格和手法上与当时河北地区的造像风格相近，属于同一种类型，现存的许多造像我们皆可在河北定州、曲阳和响堂山生产的北朝造像中找到风格完全相似的实例。在整个北朝时期，河北一直是北方佛教发展的重心，北魏时的定州、正定，东魏、北齐时的邺都，都是北朝佛教和佛教造像艺术繁盛之地，而这一时期的燕地由于地理上的亲缘关系又始终保持着与河北佛教的密切交往，北朝燕地佛教造像与河北地区的一致性，也正好见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北朝燕地造像遗存各个时期都有代表。北魏造像代表以首都博物馆藏魏太和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最为突出。此尊通高27厘米。头部高昂，顶饰犍陀罗式涡旋状发型。面颊丰腴，神态威严。身着袒右肩袈裟，右肩反搭袈边角。袈裟衣纹呈阶梯状分布，既写实又富于装饰性。袈裟胸前衣领上饰有折带纹，与山西大同云冈大佛袈裟上的装饰纹样完全一样。这种袈裟样式始见于北魏，是佛像艺术华化的重要体现。跏趺端坐，右手举于身侧，结施无畏印，左手放在左膝，手心向内，做出怀抱的姿势。两手的姿势看似呆板，实则亲切自然，意蕴无穷，表现了释迦牟尼普度众生的博大胸怀和超然气势。佛座为四足座床形式，造型浑朴稳重。座床的正前方和两个侧面刻有飞鸟、蔓叶纹、胡人装束的供养人、卷云纹等图案，工艺精致繁复。在座床后部有一行题记，但字迹漫漶，只能辨读出“大代”几个字来。整躯造像雄健挺拔，气势恢宏，造型完美，工艺精细，堪称北魏太和时期造像的典范之作。(图2)值得一提的是类似这尊铜造像国内外现存还有几尊：如日本东京新田氏藏太和元年(477年)造像(高40.3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比丘法恩造像(高41.9厘米)；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太和八年(484年)造像(高36厘米)；内蒙古博物馆藏太和八年(484年)比丘僧安造像(高28.5厘米)等。⑦其中日本新田氏所藏一尊的发愿文上出现了“安熹县”地名。据考，安熹县故址在今河北定县东面。由此看来，风格相似的这些北魏太和年间造像应系同时代、同产地的作品，而它们的产地都应与当时佛教繁盛的河北中部定州地区有关。?

　　东魏燕地造像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天平三年(536年)赵俊兴造像碑⑧为代表。碑身呈圭形，高135厘米。正面开龛，浮雕一佛二菩萨。主尊跏趺坐姿，左右手分别结施与印和施无畏印。面颊长圆，脖颈细长，头后有莲瓣装饰的头光。身着袈裟，袈裟样式为双领下垂，下摆悬于左手腕上。袈裟衣纹仍为前期的直平阶梯式，但更具装饰性。二菩萨站立于仰莲座上，皆头戴花冠，身着长裙，胸前饰交叉穿璧式璎珞，衣纹表现手法与主尊完全一样。这组一佛二菩萨造像的造型姿势、衣纹表现带有北朝三期造像的遗风，而主尊袈裟的披搭形式、头光的装饰样式，以及菩萨的璎珞装饰等又都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东魏造像在佛像艺术发展上承前启后的影响在这尊造像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北齐燕地造像遗存相对要多一些，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北齐天保十年(559年)周双仁石造像碑⑨、北齐天统五年(569年)潘景辉石造像碑⑩、首都博物馆藏北齐武平五年(581年)A明王石造像碑(图3)、北齐天统二年(566年)王永业石造像碑和北齐天保二年(551)铜菩萨像等。这些造像的人物风格特征基本一致，皆躯体丰厚，肩宽胸挺，重新表现出鲜卑人的审美特征。佛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下摆悬搭于左手腕上。菩萨戴低矮的三叶宝冠，宝缯清晰地垂搭双肩，胸前饰交叉穿璧式璎珞。双手挽帔帛，帔帛顺体侧笔直垂下。衣纹皆非常简练，前期直平阶梯式衣纹基本消失，而代之以稀疏而浅细的双线衣纹。由于衣纹疏朗浅细，通体显得非常光洁。这些特征与以邺都为中心的北齐主流风格完全一致。特别是几通石造像碑与邺都关系非常密切。如周双仁和潘景辉造像碑，碑额皆为六龙交缠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河北响堂山石窟中非常多见，溯其源头，与洛阳地区造像碑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再如A明王和王永业造像碑，其造型与规格大小与1954年河北曲阳出土的北齐造像碑完全是一种类型。北齐的这几通造像碑，在碑身形制和人物风格上更进一步反映了北朝燕地佛教和佛教造像艺术与河北地区的密切关系。

图三


图四


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