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欧阳渐（1871—1943年），字竟无，江西宜黄人。1911年，欧阳继承杨文会（1837—1911年）主持金陵刻经处的佛经校刻事宜，1922年创立支那内学院，是当时佛教界、学术界景仰的一代佛学宗师。梁漱溟曾评论道：“大家若求真佛教、真唯识，不必以我的话为准据，最好去问南京的欧阳竟无先生。我只承认欧阳先生的佛教是佛教，欧阳先生的佛学是佛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544页）梁氏此评最早揭示南欧学的特质，南欧学以探求“真佛教、 真唯识”为旨归，是清季民初源始化唯识复兴思潮中的重要体系之一。
　　 此一源始化取向，有三个鲜明的学术标志：即在文本理解方式上尽量学术化，在教理取舍上尽量唯识化，在价值判断上尽量根源化。此三个标志归结为一点：佛学研究及诠释，究竟应以文本佛意作为中心，还是以诠释者的自意作为中心？教理的是非考量，究竟以佛意作为准据，还是以判断者的主观意图作为准据？
　　 上引梁漱溟的评论写于1921年，其时欧阳二十年瑜伽学系的研究正告大成。他日后的佛学研究，尚要经过般若学阶段、涅槃学阶段的复杂历程，他日后的佛学思想，尚要经过从瑜伽中心到突破瑜伽中心，从扬佛抑孔到孔、佛并张等诸种转折。梁氏的评论适合于五十岁以前的欧阳，是否适合于五十岁之后的欧阳？
　　 如果在佛意与自意的对立二极中领会南欧学（在北韩学的意义上称南欧学，至于北韩系，将另文展开），我们当不会曲解欧阳佛理诠释中归宗佛意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当不会忽略南欧学中的自意化倾向。在原则上皈依佛意的前提下，欧阳对其自意常不加约束；虽对自意常不约束，但根底处往往又以佛意为归着。南欧学体系中时时发现佛意与自意的紧张及矛盾。
　　 　　一、无漏为基与研学革命
　　 欧阳20年代研究瑜伽学时，对于佛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具有深刻的观察或自觉。2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讲演，表达了他对此问题的理解。
　　 佛教的文本，究其根源，乃是佛教圣人内证境界的记录或表达。按传统说法，三藏典籍都是从法界如如等流而来。欧阳在佛教、佛学、佛法三个名词之间有所简别，他经常使用佛法一词，用意即提示佛教文本及其相关理念的内证性质。欧阳说：“此法是指瑜伽所得的，瑜伽者相应义，以其于事于理如如相应，不增不减恰到好处，故称为法，此法为正觉者之所证，此法为求觉者之所依，所以称为佛法。”（《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载《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4册，第289 页）佛的内证境界及表达此境界的佛教文本，只同瑜伽者的圣智相应，而一般研究者受分别心识的支配，缺乏无漏圣智，他如何能认识佛学文本的真意？换言之，佛法研究如何才是可能的？欧阳在1922年提出此一方法论难题：“佛法研究者，因寂静圆明之境非世间众生所知，必无漏人皆见得到，此境即不可以世智相求，于是研究上有两困难：一、苦无出世现量，二、苦世智不足以范围。”（《今日之佛法研究》，载《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4册，第328页）佛法研究的困难在于：其一， 从事研究者缺乏类似于菩萨的现量知识；其二，凡夫知见或世俗概念式的知识，无法认识圣智所相应的真实——“寂静圆明之境”。
　　 瑜伽系统提出知识三量：现量、比量及圣言量，三量即三种认知方式，或三种知识标准。《杂集论》：“现量者，谓自正明了，无迷乱义；比量者，谓现余信解，此云何？谓除现量所得，余不现事，决定俱转。圣教量者，谓不违二量之教，此云何？谓所有教，现量、比量皆不相违，决无移转，定可信受，故名圣教量。”（《杂集论》卷十六，金陵刻经处本，第10页）现量指无漏正智现前证知；比量指以现量事实为根据如理推断；圣教量即圣言量，指不违背现、比二理的无漏圣言。欧阳所谓出世现量，意在强调佛教量不同于世俗生命的感性或感觉，后者未经净化，仍属杂染有漏；欧阳所谓世智，指世俗理性知识或概念知识，此种知识非依据出世现量，所以同佛教比量亦有本质的区别。总之，据佛说三量来考量佛教的文本佛意，乃是世俗研究者所无法契入的。
　　 为了解决上述困难，欧阳提出佛学诠释的两条规则，第一条规则是：“正面无路，乃不得不假借。假圣言量为比量，此虽非现量，而是现量等流，可以因藉，此为假借他人。”（《今日之佛法研究》，载《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第4册，第328 页）此一诠释规则的核心是，要以佛菩萨的无漏圣言而非一般研究者的主观意见，作为佛理诠释及思维判断的根据，因此，欧阳强调，一切佛法研究，“皆是结论后之研究，而非研究而后之结论。”（同上）佛教文本中的基本理念对于佛理诠释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其次，佛学研究同世俗自然科学式的研究也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及结果同研究者的个人生命不发生关系，或没有必然的关系，佛学研究则同研究者的生命息息相关。佛学研究者应该一方面依据圣言的知识参照，一方面积极朝自己的生命上下功夫，如理如量地发挥思维能力。由如理思维而引生现量知识，是欧阳提出的第二条诠释规则。
　　 从一般文本诠释的角度看，还研究主体的主观意向同被诠解的文本文意，始终纠缠在一起，绝对脱离意向的单纯客观化阐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研究者为了充分而正确地理解文义，则理当对其主观意向尽量加以克制或净化，纯粹主观化的阐释，并无真正的学理价值。欧阳佛法研究的两条规则，同一般文本诠释一样，注定无法解开佛意与自意的矛盾。但是，无论是圣言为量的知识标准，还是研究者的如理思维，都主于对真实佛意的客观诠解，此点当无疑问。
　　 30年代以后，欧阳佛学研究的旨趣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研究旨趣的上述变迁，带来诠释方法的相应转变，欧阳下面这段话最能表现此一转变：“毗庐遮那顶上行，六经皆我注脚，求人之所以为人斯已耳，何佛之学，何孔之学？”（《孔学杂著•孔佛概论之概论》）此一“六经注我”的坦承，同20年代力探佛说真意，构成明显的对照。
　　 1943年2月，欧阳致函蒙文通， 在堪称其最后学术遗言的此篇信函中，欧阳指出“研学必革命”的主张。他说：“研学必革命……毗庐顶上行，直探第一义，依文缀字，三世佛冤矣！……补清末所缺，事也，非志也，比肩郑马，上溢董刘，事也，非志也，极追游、夏，犹事也，非志也。删修大事，有德必有言，若使颜氏子在，安知不能赞一词哉！”（《孔学杂著•复蒙文通书》）“研究必革命”包括三层涵意：从研究主体的学术态度说，研究者应对佛学等毅然担当；从研究方法说，研究者不应死煞句下；从研究目标说，不当述而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