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欧阳30年代后诠解方法上的上述变化，却不意谓其晚年业已放弃佛意取向的客观化研究进路。例如，欧阳在《孔佛概论之概论》中，一边宣称“毗庐遮那顶上行，六经皆我注脚”，一边仍然强调“知必以圣言为量”，强调“不可以凡夫思想为基，而必以等流无漏为基”，“不可主观，而必客观”等等，对圣言的倚重及对主观意向的拒斥，仍为其所自觉。南欧学诠释方法的此种复杂性，必然影响对佛学理念的阐释。
　　 　　二、体用简别与体用相应
　　 欧阳一生着意辨别真实佛教与相似佛教、了义佛教与不了义佛教，他试图概括真实佛教及了义佛教的规范性理念，作为考量不了义佛教及相似佛教的标准。此一规范性理念即是体用思想。
　　 1922年讲解《成唯识论》时，欧阳曾提出一个体用定义。他说：“体中之体：一真法界，言诠不得；体中之用：二空真如，即方便以显实体，盖空其所空，则所不空者自显，此为即用以显体；用中之体：种子，为用之根源；用中之用：现行，当下心、心所自证变起见、相二分。”（《唯识讲义笔记》第2卷，第18页， 转引自田光烈《玄奘哲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欧阳称一真法界、二空真如为体，称种子和现行为用；体指佛法形上学的真实或本体，用指佛法形上学的作用或现象。
　　 以上体用定义，侧重点在体与用的德性简别关系。欧阳说：“无为是体，有为是用；非生灭是体，生灭是用；常一是体，因果转变是用。须知一直法界不可说，凡法皆即用以显体；又复须知，体则性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则修异，流转还灭，语不用年。”（《唯识抉择谈》，金陵刻经处本，下引欧阳著作凡为金陵本，不再注明）体是无为，用是有为；体非生灭，用则生灭；体是常一，用是转变；体是离言境界，不可说，用则是诠表境界，可说；体普遍于一切诸法中，平等而无差别，用随生命的行动而改变，差别万殊。
　　 南欧学的体用简别理念，源于瑜伽系统的法相简别思想。
　　 30年代以后，欧阳体用思想的意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36年，欧阳写出《大乘密严经叙》，“以四涅槃配四体用而谈”，提出体用名义的新定义。欧阳说：“体中之体，自性涅槃是也；体中之用，无余涅槃是也；用中之用，菩提是也；用中之体，无住涅槃是也。”以自性涅槃、无余涅槃诠佛法本体，以无住涅槃及菩提诠佛法现象。欧阳进而将此一定义简化为：“菩提是用，涅槃是体。”（《藏要叙•大乘密严经叙》，第7页）
　　 《佛地经论》释涅槃：“涅槃即是真如体上障永灭义，由无漏慧，简择谛理，断诸杂染，而证得故，亦名择灭；如果择灭，于真如上，假施设有，无别实物，至究竟位，说名涅槃。”（《佛地经论》卷5，第3页）此以真如出烦恼、所知二障释涅槃，涅槃即真如之异称。《瑜伽师地论》释菩提：“云何菩提？谓略说二断二智是名菩提。二断者，一、烦恼障断，二、所知障断。二智者，一、烦恼障断故，毕竟离垢一切烦恼不随缚智；二、所知障断故，于一切所知无碍无障智。”（《瑜伽师地论》卷38，金陵本，第1页）此以断障离碍的圆满智慧释菩提。欧阳以涅槃诠体、 菩提诠用，用不再指有为法的全体，而指有为法中的无漏部分。
　　 同此一体用新定义相应，欧阳晚年论定学说开始侧重体用的“相应不二义”。他说：“用依于体而用犹在，不可说一，明明相依，不可说二。是故阐般若义者，曰不二法门；是故阐瑜伽义者，曰相应善巧。既曰相依矣，相应于一处矣。无孤立之寂，亦无独行之智，而言无余涅槃者，就寂而诠寂故也；是故谈涅槃者，须知三德，伊字三点不纵不横、不即不离，不涅槃也。唯有不二法门，唯有相应善巧之可谈也。”（《孔学杂著•孔佛概论之概论》）涅槃体与菩提用之间，既不可说一，又不可说二。不可说一，意指体用间的德性简别；不可说二，意指体用间的相应不二。般若学的要义在不二法门——体与用的不二，瑜伽学的要义在相应善巧——体与用的相应，因此佛法形上学体用关系的中心在“相应不二义”。
　　 当然，欧阳晚年的体用思想强调“相应不二义”，却也并未放弃体用简别的理念。《孔佛概论之概论》中的体用“不二”义，正是在体用“不一”义的基础上的申论。但是欧阳晚年重视无分别智的殊相作用，他在体用思想上的关切点，必然在“不一”与“不二”的张力中偏向“不二”义。
　　 本来，如果在有为—无为法相格局中审思体用关系，体是无为，用是有为，故必强调体用之简别。如果在有漏—无漏法相格局中审思体用关系，体是无漏，正智之用亦无漏，故必强调体用之相应。体用简别与体用相应都可视为法相思想中的容有之义。然而，正智在一般生命体中仅以潜能方式存在，菩提更只是菩萨地、佛地的专有功能，对于一般众生来说，生命中最显著者并非是与体相应的正智之用，而是应予断弃的杂染势力。从一般众生角度言，强调无漏有为殊胜之用并无实际的意义。强调佛法体用德性的绝对差别，强调依体用简别理念判定佛法与非佛法，强调应断弃有漏有为的世俗之用，才更有理由视为三性佛法的真诠。
　　 　　三、唯识学与唯智学
　　 《解深密经》提出著名的三时判教说。三时，指以四谛作为法门的《阿含》一时教，以空无自性作为法门的般若二时教，以及以三自性相作为法门的瑜伽三时教。《深密》此一三时判教模式，符合印度佛教教法发展的历史情境，也符合佛教教理演进的理念逻辑。作为一个唯识学者，他对此判教模式的接受程度，也就成为检验其佛理诠释旨趣的重要参考点。
　　 欧阳在1903年或1904年前后，由《起信》、《楞严》佛学系统转入瑜伽思想的研究。从此到20年代初期，欧阳精研瑜珈系统约20年。这20年中，欧阳的判教思想遵循《深密》模式，以瑜伽思想系统代表最高了义佛教。根据印度佛教的传统，以释迦之后的候补佛弥勒为三时教的初祖，表明他接受了三时判教的观念。此期思想把瑜伽系统抉择为唯识、法相二宗，欧阳说：“一唯识义者，众生执我，蕴、处、界三方便解救，遂执法实心外有境；救以二空，又复恶取，是故唯言遣心外有境，识言遣破有执之空而存破空执之有，具此二义，立唯识宗。”“二法相义者，世尊于第三时说显了相无上无容，则有遍计施设性，依他分别性，圆成真实性。复有五法，相、名、分别、正智、如如。论师据此，立非有非空中道义教，名法相宗。”（《瑜伽师地论叙》卷上，第12、13页）第三时教法的唯识义，主于对治小乘实体有执和大乘实体有执和大乘恶取空执；其法相义，简别三种法相，明了施设非有非空、无上无容的中道法相。对唯识义、法相义的此种界说，显然以《深密》三时观念作为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