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照在唐代宗时（公元763－779）被当朝皇帝诏入京都，封为国师，身居显位但内心恒念师恩，常于代宗前赞叹其师南岳衡山承远有至德。代宗因此尝想迎请承远入京教授佛法，但同时又考虑到以承远大师本具的至高德行，与他那以苦行念佛为至乐的修行生活来看，是很难诏其入京的。更何况，若是为尊重大修行者故，也是不应随便下诏以免扰动道人之心。于是只好在京城内，遥向南面衡山方向顶礼，以表虔诚敬重之心。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代宗后来还是下了诏旨，但那只是以承远大师常行般舟三昧故，赐号其常住道场为“般舟道场”而已。

承远大师尚在衡山修道，便有具缘人于清净佛土中，见其以垢衣侍佛。这么殊胜的事相，在净土同信中是少有的。由此可想而知，承远修持净土念佛法门的成就，已达到了甚深的境地。吕温碑文中说到的“恒于真际静见大身，花座踊于意田，宝月悬于眼界”，那仅是点述了承远大师初于“弥陀台”修行用功时所感的圣境。若以大师“六十余年，苦节真修，老而弥笃”的修持功夫来论，已臻何种境界，想必不是我等晚辈可以臆测得到或是言表的。清古吴悟开法师在编集净土祖师的传记时，对于三祖承远大师“生即侍佛”的奇异事迹，也作有评述说：“羸形垢面，尚在娑婆，而正定中人，已见侍佛侧矣。苟非潜修密证之功，曷臻乎此！呼，真不愧为莲宗祖师。”（见《莲宗正传》）。此论点的确精辟，所谓有如是因方有如是果，如果说不是有潜修密证的功夫，又怎能达到那种境界呢？作为莲宗祖师，承远当然是受之无愧。

从现有的史料中，没有见到承远大师的著作。这可能和他专注实修不重理论著述有关。大凡祖师大德垂迹于世，化导众生，无外乎身教与言教二者，侧重于哪一面或是二者兼具则各有千秋。言教上的教导固然可以引导学佛者获知许多修行的理论，但以身作则的身教或许更显实效。以德感化示之以行，远比以言教化的作用更大。承远大师以自身为表率，作众生之模范。修般舟三昧之法，传净土念佛法门，以净宗祖师中特有的风范，树立净土行者光辉的形象。正如吕温所谓的：“不有舟梁，孰弘济度，匪因降级，莫践堂涂，必有极力以持其善心。慧念以夺其浮想，不以身率，谁为教先，谁能弘之，则南岳大师其人也”！（见《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文存《吕衡州文集》第六）。柳宗元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用“公之率众峻以容，公之立诚放其中”一语也道明了承远大师一贯都是以自己的真切修行体验至诚地来领众清修的，从中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大师德行之高深。

承远大师一生中没有那种外表看来轰轰烈烈的弘化行动，也没有用以耀人的佛学著作以传后世，甚至临终往生时也仅对门人遗言：“国土空旷，各宜努力”这么一句话。他把佛教中有修有证的论点表现得完美无暇。他用毕生的精力，通过自身的修持，证实净土法门的念佛往生净土是真实不虚，并以常人难以企及的苦修实证来摄受广大的众生，同修净土法门，共赴莲池海会。这在净宗历史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大师的事迹，将感召一代又一代的净宗修持者，追随大师的足迹，为净土法门及整体佛法的弘传而前赴后继，精进不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