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民性。在封建社会沉重的阶级压迫与剥削下，广大农民和都市下层人民渴望幸福生活，自然会寄希望于修持易于操作、且许诺死后即能往生极乐世界的宗教，善导的净土法门可以说正适应了他们的这种信仰需要。与贵族佛教不同，善导的净土思想具有平民性。
　　 善导竭力宣扬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美妙庄严，以及皈信净土的种种利益，以满足信徒的精神需要。如他的《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提到了念佛有“五种增上利益因缘”，说念佛可以“灭罪”、“护念”、“见佛”、“摄生”、“证生”。（注：见《大正藏》47卷，第24-28页。）唐代文谂、少康集录的《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中就有念佛治病之说。文说：“梁氏浩州人，两目俱盲。因僧劝念阿弥陀佛，一受教后，三年不绝，双眼俱开。”（注：《大正藏》51卷，第108页上。）迦才的《净土论》中，也记载了县尉温静文妇身患重病，常年卧床不起，念佛痊愈的事例。（注：详见《大正藏》47卷，第99页中下。）《乐邦遗稿》卷下《修西方如现受官职》篇则宣扬“修西方者，且受一官之谓也。”（注：《大正藏》47卷，第243页中。）《念佛镜》中《念佛得益门》篇专门列举了善导集的念佛二十三种利益。（注：详见《大正藏》47卷，第123页上。）《释净土群疑论》、《乐邦文类》、《龙舒增广净土文》、《莲宗宝鉴》、《宝王三昧念佛直指》等很多净土经典，几乎都有专门的章节讲到念佛的利益。
　　 善导的称名念佛修持方法简便易行，特别适应广大平民的需要。《龙舒增广净土文》卷六中设专门的《劝修篇》，针对不同职业、根器的人进行劝修。有劝士人、劝有官君子、劝在公门者、劝医者、劝僧、劝参禅者、劝富者、劝食客者、劝孝子、劝骨病恩爱者、劝妇人、劝仆妾、劝农者、劝养蚕者、劝商贾、劝工匠、劝卖酒者、劝开食店者、劝屠者、劝在风尘者等，几乎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其劝可谓广矣！（注：见《大正藏》47卷，第269-270页。）清代周克复的《净土晨钟》中又有“劝人人念佛”和“劝学者念佛”（注：《续藏经》2编14套2册，第114、115页。），把人总分为有文化的和没有文化的两类进行劝说。清代周梦颜也说：“净土之说，劝大智慧人，化导甚易，因其宿福深厚，根器不凡也；以净土之说，劝愚夫愚妇，化导甚易，因其胸无成见，如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采也。”（注：《西归直指》，《续藏经》2编14套2册，第181页。）清代悟开说：“只消专志念佛，心不颠倒，不论贤愚，皆能成就。”（注：《念佛百问》，《续藏经》2编14套4册，第402页。）反映了净土思想的“不论贤愚”和重视对“愚夫愚妇”教化的平民特色，具有不同于贵族佛教的特质。
　　 上述善导净土思想的四个特点，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超越实现世界，追求西方极乐世界——彼岸世界，是善导净土思想的基点。由此进而强调阿弥陀佛作为彼岸世界教主的地位，及其济度众生的宏大愿力和作用，为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凭借他力提供了可能。由于阿弥陀佛在济度众生往生西方净土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也就有称名念佛修持方法的推出，也就是说，他力性必然推导出简易性的特点，而修持的简易性，又适应广大平民的需要，易为广大平民所接受。随着善导净土思想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净土法门的广泛流行。
　　 　　二、净土法门的广泛流行
　　 自善导创立净土宗以来，净土法门日益广泛流传。若把种种流传的情况和表现加以归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善导称名念佛法门引发社会的普遍信仰；在民间，净土集会结社风行；佛教其他宗派兼修净土。
　　 （一）引发社会的普遍信仰
　　 1.善导称名念佛法门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善导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称名念佛为净土修行的最主要方法，而且也在实践上盛弘念佛法门，“出即为人说净土法，化诸道俗，令发道心，修净土行，无有暂时不为利益。”（注：《大正藏》83卷，第158页。）一时僧俗云集，轰动京师。很多佛教史籍都记载了当时长安念佛的盛况。《佛祖统纪》卷28就专门列有唐代《往生恶辈传》一类，收录了大量弃恶从善，修行念佛的故事。如第一章所述，长安姓京的屠户，在善导的规劝下，就皈信了念佛法门。在善导的劝勉下，很多人为了早日往生西方，竟采取了自杀的手段。如《新修往生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京华诸州僧尼士女，或投身高龄，或寄命深泉，或自堕高枝。焚身供养者，略闻四远，向百余人。诸修梵行，弃舍妻子者，诵《阿弥陀经》十万至三十万遍者，念阿弥陀佛日得一万五千至十万遍者，及得念佛三昧往生净土者，不可知数。”（注：《大正藏》83卷，第158页。）足见当时长安信奉弥陀净土的盛况。从有关资料看，昙鸾、道绰时尚没有舍命往生的先例，到了善导时有了自杀舍命往生的事发生，说明一些净土信众把善导念佛法门推向了极端，这也足见信仰之深，足见善导净土思想影响之大。
　　 2.善导净土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各阶层的普遍信仰。有关社会各阶层的念佛情况，在各类净土往生传记中记载甚详。如唐代道诜的《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宋代戒珠的《净土往生传》、明代袾宏的《往生集》、清代彭际清的《净土圣贤录》、近代杨慧镜的《近代往生传》等，均有专门的记载。在明代袾宏的《往生集》中，除有“沙门往生类”、“尼僧往生类”，专讲和尚、尼姑的往生情况以外，还设有“王臣往生传”，记述从晋代至明代的上层社会修净土法门往生的事例。例如，在宋代，丞相张商英在夫人向氏的激发下，皈信了净土，专念阿弥陀佛。（注：《往生集》，《大正藏》51卷，第141页上。）朝廷官员杨杰也崇信净土。如《往生集》之《杨无为提刑》篇载：“宋杨杰，无为州人，号无为子。少年登科，官尚书主客郎，提点两浙刑狱。尊崇佛法，明悟禅宗。谓众生根有利钝，易知易行惟西方净土。”（注：《往生集》，《大正藏》51卷，第139页。）大夫葛繁也是少年登科，“官至朝散，凡公署私居，必营净室，设佛像。”（注：《往生集》，《大正藏》51卷，第139页。）江公望“官谏议，蔬食清修，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劝道俗。”（注：《往生集》，《大正藏》51卷，第139页。）王敏仲，官至礼部侍郎，著有《直指净土决疑集》三卷，平生精勤念佛，数珠不曾离手。（注：《往生集》，《大正藏》51卷，第140页。）由上可见，在宋代，上层社会的念佛成了比较普遍的现象。而上层社会的念佛活动又必然带动民间净土信仰的广泛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