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密教催生的新密教

　　在东西密教热的刺激下，汉地还出现了汉人自创的密宗新派“印心宗”、“真佛灵仙宗”等。“印心宗”创始者大愚法师，系太虚大师弟子，原虔修净土，1924年在庐山海会寺闭关苦修般舟三昧，因感世局混乱，发愿修证神通以弘法济世，据称于定中感普贤菩萨现身，指示依大藏经中《佛心经品亦通大随求陀罗尼》修“心中心法”，获得明验。陈元白等居士信奉鼓吹之，至1929年，轰动全国，皈依求法者达五、六万人，入室弟子近二百人。因好言宿命，太虚大师严词训诫，谓“事无可稽，徒益人疑谤”，“大抵迷信，徒长鬼神教之焰，反蔽佛光。”印光大师亦予呵责。不久，大愚预言政事失灵，其势遂敛，易装隐居成都，1948年赴巴西(据贾题韬居士说)。其弟子王骧陆(?—1958)在天津、上海等地建“印心精舍”传法，有《乙亥讲演录》、《金刚寿》、《圆觉经抉微》等著述。王骧陆传法弟子元音老人、徐恒志等，今尚健在。元音老人撰有《信心铭解》、《论明心见性》等，近几年在浙东一带主七传法，学者颇有受益。徐恒志居士撰有《般若花》等，融通教、禅、密、净，行归净土，解行相应。大愚法师虽遭太虚大师等呵责，但其所传“心中心法”，出自藏经，确属纯正，且只以持咒修无相密为明心见性之方便，悟后修法，全同禅宗，与宗门以持准提咒为入门方便者同一路数。

　　 “真佛灵仙宗”则有所不同。创始者卢胜彦(1945—)，台湾人，自称得莲花生授法，成“红冠圣冕金刚上师”，著书数十种，揉合唐密、藏密、黑教、道教咒术密法，修地藏本尊，奉“三山九侯先生”(据云系道教神仙)，非纯正佛教。卢胜彦于1983年旅美，在西雅图建有道场，在台湾有传法中心四十余处(1988)，徒众不少。因法源不正，炫耀神异，被佛教界斥为附法外道、相似性密宗，屡召非议。

　　诤论、障难及流弊

　　 汉传诸宗的衰迈所导致的外求心理，世界文化大交融的趋势及回归宗教的思潮，给了密乘尤藏密以弘传的大好时机，使它得以风靡汉地，广传欧美，呈现密乘史上的空前盛况。但密乘法本身，及其在日本、西藏流传中所形成的一些制度、事相、习俗，显然有不适应时代思潮和汉地文化传统、佛教传统之处，易孳生种种弊端，引来种种非议、诤论，从而限制了它的弘传规模。

　　一、“迷信鬼神”之讥

　　 依智慧自净其心以超出生死，不事天帝鬼神，是佛教的突出特质，佛教因此被称为“无神论宗教”、“人文主义宗教”，为科学时代的人们所认可、信敬。而密乘则颇具多神崇祀的外相，注重祭供仪礼，仰仗他力加持，奉事诸多本尊神祗尤其是形像狰狞凶猛、以骷髅毒蛇等为严饰的忿怒诸尊及金刚空行护法等鬼神，作法祈祷以求世俗愿望的满足，与巫祝相类，陈健民甚至特撰《密宗必事鬼神论》以伸张此义，这与近代科学精神难以吻合，极易召致迷信之讥。当年段祺瑞以执政身份，欲请多杰觉拔修法禳灾时，也怕召惹是非，而托人秘密转致。戴季陶礼请九世班禅大师修时轮金刚法会祈祷和平，也颇起物议，《时事新报》社论批评尤为尖锐。即佛教界内部，对密乘也颇多排拒。如当代台湾佛学泰斗印顺法师便斥密教乃“即鬼神崇拜而达于究竟”，“实行则迷信淫秽，鄙劣不堪，可谓无益于身心，无益于国族”。尽管密乘奉事诸尊，有其深密寓意，其重心所在，仍是以人法二无我智观心见性以超生脱死，但易被外形所掩，难以使局外人深识其旨趣。

　　二、法源问题

　　 以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之人格楷模及修证体悟为本，是佛教建立信仰的基点，汉传佛教稳立于此基点，以“本佛尊经”为一大传统。而密乘之法，多说出自法身毗卢遮那佛在天界所说，或如藏密称出于本初佛阿达尔玛 (普贤王如来) 或金刚大持，总之非历史人物之释迦所传，于史无征，自较难取信于人。一些更称是发“伏藏”而得，即藏传佛教界也多有疑惑。晚近学术界、佛教界用历史、思想史方法研究考证，一般公认密乘是佛教在外界压力下与印度教结合的变种，太虚大师称为“融摄魔梵之真言密教”，印顺法师等将佛教在印度绝迹的责任委诸密教，谓密教“律以佛教本义，几乎无不为反佛教者！”措辞虽有失偏激，但质诸密教的历史和形式，亦非全无所据。当然，从宗教学及瑜伽修证的角度看，密教体系严密，修行有验，其原理方法，不出大小乘禅观的框架，当出自成就者的自内证，也无充足理由反证其非出本初佛所传。太虚大师虽认为真言密教不宜作为重建中国佛学的基础，但对否认密教价值持反对态度，曾言：“香拔拉国与南天铁塔所流出之密法，决不能以无史实可稽而斥之！”弘一、印光等大师，对密法亦予肯定。弘一在演讲《佛教宗派大概》时曾称赞密宗在大乘各宗中“教法最为高深，修持最为真切。常人未尝穷研，辄轻肆贬谤，至堪痛叹！”然密法涉理甚深，非深入全体佛法堂奥，难以明白其价值。何况密乘事理多密而不宣，难以令人深识其本面，易遭误解轻谤。

　　三、居士传法及上师带妻之召致非议。

　　 汉传佛教一直坚持出家众为住持佛法之核心，强调严持以不淫为首的别解脱戒为保障僧宝不坠之本，居士传戒、僧人带妻，损僧坏戒，为教界所不容。而东西密教，皆有上师带妻之惯例。东密入华之初，太虚大师便曾致函王弘愿，劝告勿请年七十犹娶妾的的权田雷斧登坛灌顶，王弘愿不听，不仅请权田灌顶传法，而且自己与徒裔以居士身份灌顶传法，接受僧尼礼拜，一时议论纷纷，太虚、曼殊揭谛、法舫、澹云、姚陶馥、周圆性等缁素纷纷撰文斥责王弘愿犯戒，王弘愿及其同党亦掀起诤讼，然其势力终因此而衰歇。有学藏密之某僧受用女人，法尊法师曾指出此乃违反律制、密轨之行。实际上，依法不依人，乃佛法根本原则，僧尼可向居士学法，大小乘皆许，居士甚至可授居士以菩萨戒，唯不能受僧尼礼拜而已。密乘尤无上部，从印度初始，便已打破僧俗界限，只以是否修学成就、得上师许可为传法条件，迦举派初、二祖玛尔巴、米拉日巴，萨迦初祖宝王等，皆为居士，而门下成就者如云，藏人亦未见非议，与其许僧人违戒带妻传法，不如许具格居士传法于居士。然为维护僧宝尊严，免召物议，汉地学密有成的居士如黄念祖等，多自谦抑不作传法上师，更不肯受僧尼礼拜。

　　四、显密胜劣之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