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对唯识学的研究虽然明显减少,但是并没有完全断绝。在《现代佛学》上还可以经常见到有关唯识学的文章,像学者王恩洋、郭朋、游侠以等人都或撰写唯识经典或介绍欧阳竟无先生法相学的文章。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以玄奘为中心的研究成为唯识学研究的延续。重要的成果除了上述的韩清净的百卷汇编之外,还有金陵刻经处的《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王恩洋的《瑜伽宗综述讲义》(有单篇论文出版,全书现还未出版)和韩镜清计200万字的《成唯识论疏翼》(现已出版《唯识学论著九种》一书),等等。
任继愈先生是新中国最早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佛教的学者之一。他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里的“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195页—24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部分,集中论述了唯识宗的思想。他说:“由于它(引者案,指大乘佛教)集中地分析了世界各种(心的和物的)现象,所以叫法相学派;就它前一特点(分析现象的特点)说,叫法相学;就后一特点说,把世界的存在、变化归结为识的作用,叫做唯识学。前人有人把这一派分别开来,称无着一派为法相学,世亲一派为唯识学。我们从它的体系上看,所谓法相学是唯识学的开始,但没有完成;所谓的唯识学是法相学的继续,完成的只是法相学的体系。所以称为法相学,或法相唯识学。把这一套学说完整地从印度搬到中国,并建立宗派,加以传播,是唐代玄奘开始的,窥基继续的。法相和唯识截然划分,至少玄奘等人没有这种看法,也没有这样做。我们也不必加以区分。”(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195—19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辛亥革命后十几年间,旧中国曾有一度抬头的法相唯识之学,也不是由于法相宗本身有什么真理,而是在当时学术界复古主义的逆流影响下,有中国的考据,也有洋考据。有汉学家的章句之学,也有洋章句之学。那时的法相唯识之学曾热闹过一阵,正是当时复古主义用烦琐的唯心主义对抗新思潮而出现的一股逆流。他们以佛教烦琐哲学向当时的唯物主义进攻。”(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39页。 )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关于唯识法相学争论的一个总结性的看法,是跳出了佛教的圈子来看这个问题,指出了法相和唯识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以及产生这场争论的历史背景。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准确”。(注:葛兆光《十年海潮音》,载《葛兆光自选集》,第1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对法相宗的唯识思想,任继愈先生指出:“法相宗还用类似西方哲学史唯心主义经验论的方法,来论证对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不过是众多感觉经验的复合体,……法相宗比佛教其它学说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更彻底地全盘否定有所谓物质世界存在,它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识的作用,‘识’决定现实世界的一切;只有进入真如世界后,‘识’才失去它的作用。……进入真如世界,只能说它是用更高级的精神境界代替了低级的褒的活动,而不能说精神活动不起作用。相反,倒是把精神活动抬到超越一切,至高无上的地位。”(注:葛兆光《十年海潮音》,载《葛兆光自选集》,第204—20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法相宗继大乘空宗之后,提出了新的补充,目的在于防止大乘空宗所造成可能发生的新偏差。”(注:葛兆光《十年海潮音》,载《葛兆光自选集》,第20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所以“法相宗,是在大乘空宗用全力破除现实世界非真正存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佛教哲学体系。”(注:葛兆光《十年海潮音》,载《葛兆光自选集》,第20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单就认识的作用和过程来说,法相宗的认识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是就他们建立的第八识永远存在,不因个人死亡而消灭,它又是‘客观’的、多元的精神性的微粒,又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注:葛兆光《十年海潮音》,载《葛兆光自选集》,第222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注: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对唯识新说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注:学林出版社,1986年。参见同书第115—117页)是在过去《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之辩证法因素》的基础上,重新充实修订出版的新书。作者认为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在佛教看来是色心的关系。色心的“体”,他们以“依”义来发挥;色心的“用”,以“变”义来发挥。“依”就是内在的“自我意识”的色心诸事物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变”就是内在的“自我意识”的色心诸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由此辩证的思想作为前提,在实践方面才有舍染趣净的可能,及其道理的建立。染净同依于第八根本意识,是一个对立的统一,而舍染趣净不是自发的,而是一个自觉的对立斗争的过程,舍染趣净的结果得到转依。辩证法因素与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现象是无常变易的,本体是常住不变的,现象是虚妄的,本体是真实的,现象是染污的,本体是寂净的,这就是玄奘哲学思想的特点。
韩镜清先生是目前仍在从事唯识宗研究的老学者之一。他是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的学生,又随欧阳竟无和韩清净、周叔迦等人学习。大学毕业时的论文题目是《阿赖耶识学说的由来》。在读研究生期间,曾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上发表论文《净影八识义述》,谈佛教的特色是本体论和宇宙论,指出真如本体并不缘起世界;无明的颠倒认识才能缘起万物,因为生灭法必须以生灭法为因。还在《齐鲁学报》上发表论文《大小乘身表业异解》,谈灭不待因问题。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佛教学院曾经讲过《楞枷经》、《摄大乘论》、《入阿毗达磨论》等课,同时在《佛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如《三性与唯识》,论述三性与唯识密不可分的关系等。1977年元月韩镜清退休后开始集中精力闭门整理有关《成唯识论》的所有疏注,对《成唯识论述记》进行校勘、补充和注释,至1992年编成240万字的《成唯识论疏翼》。 同时从藏文大藏中翻译有关唯识学及因明等方面重要典籍,至今已有60余种。他“认为,慈氏菩萨(引者按,即弥勒菩萨)阐述的唯识学,是统摄在更大范围的具有完善整体性的理论体系——慈氏学之内的。慈氏菩萨以三法印,也就是无人我法我、无所取能取、无二的道理为核心,把大乘佛教的理论贯通、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所以必须完整、系统地开发出包括唯识学、三性学、般若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全部慈氏学理论,才能真正把握整个大乘佛陀学的真髓。”(注:引自吕兴国撰《努力开发慈氏学,振兴真正佛陀教——介绍韩镜清教授》,待发表。)又说:“我不赞成把‘唯了别学’当成所谓‘唯识宗’(注:将唯识学定义为“唯了别学”是韩清净所说。韩清净在《法相辞典·弁言》中说:“法相于大乘中,名了义教。以显了相说诸法要,易可通达。”上海佛学书局,1995年影印版。),把‘法能相学’当成‘法相宗’,而与其他所谓华化佛教中的诸宗分领‘天下’,唯识学、三性学与般若学都是属于整个慈氏学,是整个佛陀学的领域,也希望大家把力量集中用在学习‘原典’或真正的法宝上,应该是到了重新认识佛陀学的时候了,不要再自误误人了,知道不知道强不知以为知的罪过呢?”(注:引自韩镜清给吴立民、黄心川等人的信。此信现未发表。)由是可见,韩镜清在唯识学上的观点是与众不同的,也与古人有差异之处。1993年9 月韩镜清倡导成立了慈氏学会,从事慈氏学经典的翻译、校注、研究和出版等工作。不过他的观点和慈氏学会现在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