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易名为灵隐佛学院

　　第一届男众佛教讲习会结业后，因为经济困绌的问题，当中悬搁了三年，民国四十六年间才再招生第二届，而女众开办的时间要比男众早半年。男众部由灵隐寺主办，改名为灵隐佛学院，由续明法师担任教务主任；女众部则由新竹一同寺主办，教务主任由妙峰法师担任。教授佛学课程的老师，都是礼请福严精舍的学僧支援，而社会学科如国文、英文、史地等课程才由在家居士讲授。

　　晴虚长老回忆：从佛教讲习会毕业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四岁，二十五岁时帮忙自己出家的祖庭－灵泉寺，举办传授三坛大戒法会，那是为纪念开山祖善慧大师圆寂十周年；之后，自己因罹肺部咯血病疗治了一年多才愈。二十七岁正月正式进入福严精舍，二十八岁才到灵隐佛学院教书，当时一齐传授课业的续明法师以外尚有：演培、印海、通妙等法师。第二届的男众学僧人数和第一届一样大约二十位左右，现在中坜圆光寺主办佛学院颇有绩效的如悟法师，就是其中的一位；而报考一，但只录取三十位。当时两个学院的教师阵容，可说是最坚强形势。因为有演培、续明诸大法师，还有妙峰、幻生、印海、常觉、通妙和我（修严），分别担任两院佛学课程；印顺导师还就近特为一同佛学院讲授《入中论》和初编的《成佛之道》偈颂。可以概见当时两院的佛学课颇为充实（两个学院的课程，各详见其毕业纪念刊）。而印公导师的课，我们精舍法师都一起参予听讲。（其后，于民国五十五年间，印海法师在慧日讲堂创办太虚佛学院，发布招生讯息时，男众前往报名者只有十位；而女众预定录取三十位，前往报名者则有八十多位，可见台湾当时出家的女众人数一直总比男众多，因此尼部就学时竞争就显的比较激烈。）

　　第二届佛学院结业之后，也碍于经济的因素，灵隐寺及一同寺都无法再续办！续明法师于是将灵隐佛学院学生都安置到福严精舍，并将精舍改称为福严学舍，以为区隔前期的学僧和学程性质有差别。福严学舍的学制采三年制，学生也仅是将近二十位而已。当时台北市的慧日讲堂业已落成，印顺导师移住慧日讲堂；续明接任福严精舍住持，印海受任为慧日讲堂当家，妙峰、常觉、也随往慧日讲堂，仁俊法师和晴虚（修严）法师原安排继续留在福严学舍讲课，后以另有因缘离去；演培法师则前往南洋－越南、星洲等地弘法，其后就逗留在星加坡了。福严学舍也只办了一届，由于续明法师前往斯里兰卡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到了印度朝礼佛陀圣迹时，遇到热浪，突发急性肝炎，而猝然往生。晴虚长老沉痛地表示：他曾因续明法师的往生而三度流泪，感慨佛教英才殒落！这对佛教界而言，确实是一大损失。

　　第三届灵隐佛学院如昙花一现

　　续明法师主持的福严学舍于结业后，灵隐寺无上法师曾到福严向续明法师再度表示有意续办佛学院，但续明法师基于灵隐寺尚未改善教学环境的原由，当时没有应允。后来因为续明法师往生，值演培法师从越南回国，无上法师本于为教育才的衷诚，再度恳请，演公遂为介绍广化法师到灵隐寺主持教务，继续开办第三届灵隐佛学院。这届的学僧依然只有十几位。由于开办一年多之后，内部发生问题，无上法师和广化法师之间无法协调，于是宣告停办。其后迁到台中县南普陀去。因得国强法师的成就，而继续开办。

　　晴虚长老与福严精舍的因缘

　　晴虚长老表示：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移至台北市善导寺时，是民国四十一年春。不久，欣逢印顺导师从香港入境台湾，驻于善导寺，准备前往日本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大会。因此我们全体同学欣幸礼见印顺导师，结下法缘。当印顺导师从日本再返回台湾时，因受演培法师、李子宽居士等的极力劝请，被挽留下来，而开建福严精舍，前后不到二年，福严精舍即告竣工。此时正值台湾佛教学院“讲习会”首届毕业，主持教务的演培法师和主持海潮音编务的续明法师，就移住入福严精舍；还有仁俊法师、印海（任监院）、常觉，以及前时亦在讲习会听演公法师讲俱舍论颂的妙峰、幻生；后来还有通妙、正中等法师，也住进精舍；晴虚和真华亦于民国四十六年初同时进入福严精舍，大众都为亲近受教于印顺导师座下。当时的福严精舍，可谓学风鼎盛时期，受到教界称叹！而从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毕业的学僧中，唯有晴虚（修严）得到印顺导师的特许进入福严精舍常住修学的学僧。换句话说，晴虚是唯一从学院毕业后入住精舍，长期听过印顺导师讲课的台湾学僧。当时的福严精舍虽然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用讲学来度众，但是在印顺导师住锡的五、六年间，佛教界公认和称叹那时的福严精舍是‘最高的佛教学府’。

　　晴虚长老回忆说：印顺导师在精舍时期，每天都为住舍学僧授课，或以专题的方式讲解《法华经》、《华严经》等大部经典要旨。此外，尚且以新科判讲授《楞伽经》，直到全部讲完。可是，我们大家都为灵隐、一同的两个学院授课，及为阅藏课程的学业而忙著，没有能纪录成书。尚幸于前几年，印海法师将《楞伽经》笔记整理出来，并印行流通。

　　从参加台湾省佛教会主办的“台湾佛教讲习会”受佛学教育，到印顺导师主持的福严精舍高阶程佛学研究的长期修学生涯。回顾往昔，晴虚长老感慨地说：昔日学僧的生活无疑的可以用“简朴”、“克难”这两句来形容，例如：灵隐寺的学院教室是只有二十坪见方，两面无光的墙壁，旁连饭间和卧房；而餐桌不但用来吃饭，也是晚上自修的场所－晚上自修就分坐在数个圆饭桌边，在没有电灯照明的环境下，只好点著油灯夜读；足以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当时的环境和设备、物资都非常简陋、缺乏，生活困难。但是却能得到演公法师等一流教师的教导，而深以为幸！

　　晴虚长老指出：参加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学生，流动性很大，前后有十多位无法继续研读，主要的障碍是由于语言不通的缘故，再加上佛学基础薄弱，因此对于艰深的课程无法领受。在讲习会求学时，学僧的起居作息与寺院同步，虽然不用轮厨寮，但每天均例行诵早晚课、出坡，上课时依然要举行期中和期末的考试，监院（灵根法师）则会依日常的行为打操行成绩。由于环境及硬体设备都很克难，所以主持教务的演培法师，对于行门方面只教导基本的学佛行仪、梵呗（由唯慈法师教授）等必修的课程，并要求学僧诵早晚课，但是并没有安排禅坐，虽然在第二学年的课程即有《解深密经》，其中有讲授止观法门，但却无法付之于实际上的行持。要待后来到了福严学舍时，由于续明法师非常重视戒律，所以开始每半月举行一次布萨诵戒。通常在布萨时诵《佛遗教经》，后来诵《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戒品》。当时的住众，印公导师之外，有演培、续明、仁俊诸师长，还有印海、妙峰、幻生、常觉、真华、通妙、正中，还有忝居末席的我（修严），大家都是以前经过佛学院毕业。而来住福严精舍的，都是为亲近导师，潜修佛法的。却在一年后，皆分担起灵隐、一同的两处佛学院的教学任务。此外，还有几位新出家的－圆慈、传谛、厚基等的年少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