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佛教随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的衰朽而老迈不堪。面临列强的宰割、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力冲撞，爱国志士纷纷谋求自强之道，在一批贤达力倡教育救国的同时，佛教界也提出了办学兴教的口号。有感于“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的状况，曾游观欧亚，颇具近代世界眼光的杨仁山居士，受基督教和日本佛教开办宗教院校的启发，呼吁中国佛教“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伴随着采西方教育体制的新学堂的遍地开办，取新学堂体制的佛教学堂，开始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与一些长老们为对付庙产兴学风潮而开办僧学不同，杨仁山居士于1908年在金陵刻经处举办的“祇园精舍”，是一所虽用了佛教旧称，而实以培育弘法人才为旨的真正的新式佛教学堂。此后，办学为兴教之根本，被越来越多的教界人士所体认，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观宗学社、华严大学、汉藏教理院等佛教院校相继开办，至四十年代，国内佛学院校多达数十所。
　　办学兴教与教育救国，内涵虽有不同，但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古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毛泽东说：“人的因素第一。”以人为本，乃中华文化的一大传统。一切文化，的确都是人的创造物，佛法更说“一切唯心造”，能创造的主体——人，当然是决定经济政治文化等所造物的根本。欲扭转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国运，须赖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欲振兴积弊丛生、羼弱衰竭的佛教，岂能没有大批有愿力、有德行、通佛学与世学的佛教人才，尤其是历来作为住持佛法主体的僧才。大批人才从哪里来？只有全力办学校培育。
　　杨仁山、太虚、欧阳渐等大德之办学兴教，不仅出于以个人信仰为本的护法悲愿，而且出于佛学救国的爱国热忱。他们从佛教的社会功能和佛教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着眼，将办学兴教看做救国兴邦不可或缺的大业。杨仁山强调“东亚各国，虽变法维新，而教务仍旧不改，且从而振兴之，务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我中华长期以儒释道三教教化，历代尊崇，而佛教衰坏已久，“若不及时整顿，不但贻笑邻邦，亦恐为本国权势所夺。”（《支那佛教振兴第一》）他提议各地寺院提供经费，开设释氏学堂。他自己率先举办祇园精舍，不仅为本国培养弘法人才，还有为复兴印度佛教输送人才的打算。太虚大师从“以佛法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人间佛教思想出发，以办学育僧为其弘法活动的重点，他的业行中，表现出一种救国兴邦的炽烈爱国热情。
　　杨仁山等大德参照西学尤其是日本佛教院校的体制，设计了创办佛教学堂的方案。杨仁山提出从内外兼学进至深入佛学的三级九年学制，设想九年卒业，方可做方丈、说法传戒。太虚大师设计了小学部、中学部、学戒部、大学部、研究部五级制佛学院，以后又提出在佛教办小学、中学的基础上，设律仪院、普通教理院、高等教理院、参学处四级九年制佛学院。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他们的办学方案未能变为现实，但自祇园精舍以来的数十家佛学院，率皆改变中国佛教传统的师徒授受式教学法，采用新学体制，课程以佛学为主，兼学文史外语，如祇园精舍开设佛学、语文、梵文、英文等课。欧阳竟无居士创办的支那内学院，下设问学、研究、译述、考订、刻经、宣传等部及法相大学，教学与研究、翻译、刻经齐头并进，开设有“佛学五科”（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因明、梵文等课程，教学采用讲演、讨论、指导研究的方法。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设专修班、大学部、研究部，开讲的课程除佛学重要经论外，还有印度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学、佛教各宗派源流、中国哲学、汉语、日文、梵文、英文、藏文、伦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闽南佛学院开设的课程曾多达五十余门，文化课程有数学、历史、地理、科学概论、哲学、世界宗教、教育学、艺术等。学生多由僧俗兼收转向专攻僧人，由居士主持的支那内学院则主要收在家人。由僧人主持尤设在寺院内的多数佛学院，多实行学修一体化，学生依丛林规范，课诵、坐禅、出坡劳动、支那内学院等亦强调知行合一，以师、悲、教、戒为院训。在注重信仰、愿力的培养与佛法的实践方面，佛学院继承了传统佛教教育的精神，与一般新学校有所不同。
　　出现于经济萧条、战乱连年的旧中国之佛学院，生存大多艰难，多数寿命不长，如祇园精舍只办了两年，北平柏林教理院（太虚创办）成立一年多即停办。维持时间最长的支那内学院，有三十年的院史（1922—1952年）。其停办的原因多数是经费无着。除经费问题外，师资缺乏，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视师、生条件而开设课程，是普遍存在的状况。除内院、武昌、闽南、汉藏教理等几年较好者外，其余佛学院，大多实际上只是佛学培训班。巨赞法师曾向笔者描述过解放前多数佛学院的实况：“在庙子里拨出两间破房，摆上几张桌凳（有的只有砖头木条搭就的坐凳），请一二老和尚讲讲国文，佛教三字经、弥陀经之类，就叫做佛学院了。”尽管如此，佛学院还是培育出了数以千计有文化、懂佛学，具备讲经、写作、编刊等能力的佛教人才，在佛教复兴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改变了清末僧尼百分之八十以上不识字的局面。现代佛教僧俗二界的两面大旗——太虚与欧阳渐，即出自祇园精舍，仁山、法尊、持松、法舫、显荫、常惺、慈舟、福善、震华、印顺、白圣、芝峰、倓虚、宝静、正果、巨赞、观空、明真、净严、星云等高僧，及陈铭枢、王恩洋等居士，皆出身于佛学院。三十年代以后，弘扬佛法的主导性人物，佛学院出身者逐渐占了多数。佛学院尤其支那内学院、汉藏教理院还为学术界培养出了一批佛学研究人才，近现代在佛学研究上有建树的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缪凤林、景昌极、李证刚、谢无量、巴宙、张曼涛、谭壮飞、巫白慧、郭朋、田光烈等，率皆曾就读于佛学院。当代著名的佛学研究专家任继愈（师承汤用彤、熊十力）、杜继文、高振农（师承内院院长吕澂）、方立天（曾听课于中国佛学院）诸先生，也都与佛学院有间接或直接的学问因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协集中力量办了一所“中国佛学院”，十年间培育僧才四百余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该院停办十多年，造成今日佛教人才青黄不接的后果。可叹的是，在“中国佛学院”停办后不久，各地大学也停办数年之久。直到改革开放，废学误国的恶果得到反省，科教兴国的口号再度提出，随世俗教育的不断发展，佛学院校也劫后重生，形成了初、中、高三级体制，大陆佛学院目前已多达三十余所，培养出的僧才，正在接续传佛慧灯的重任。港、台两地的佛学院，也有数十所之多。这批佛学院，是未来中国佛教命脉之所系，如同教育事业是未来中国命脉之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