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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补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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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眼未堪留俗物,一杯唯有对蓠花。由陈恭尹诗得知陈生洲系“久客南中”的诗人,是一位间澹传家的逸雅人士。
   大汕题跋云:
   半标凝而湛澹,襟期动以潇洒。游则醉乡,憩则林下。浪迹寄于高人,栖心出于静者,题为生洲先生并正。五岳行脚头陀大汕。而从大汕的题跋中,我们更得知,陈生洲是湛淡潇洒、浪迹林下的逸士高人。
   有遗民情结的久客南中的陈生洲,亦出入于大汕长寿寺的诗社社集。
   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一有《上元后二夕惠州韶州两使君暨诸公同集长寿精舍分得一先韵》,此诗列于《壬申元日作》一诗后,因而汪宗衍先生《屈大均年谱》将此诗系于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
   记载此日社集者,又见于陈恭尹《独漉堂集》之《唱和集》载《上元后二夕,长寿精舍雅集,同王惠州、陈韶州两使君,梁药亭、廖南暐、黄葵之、摄之集离六堂分韵》。所记亦为此次社集。“陈生洲”一名下,据吕永光先生所见,“‘生’,道光本作‘中”’。按,道光本误。世人熟知陈中洲即陈子升,易将“久客南中”的陈生洲误认为陈子升。今广东博物馆收藏此陈生洲独酌图,再次证明不可将陈生洲强改为陈中洲。
   广东博物馆藏陈生洲写真画卷《秋林独酌图》的发现,不仅订正了坊间将岭南三大家诗集中陈生洲误会为陈中洲的谬误,而其中大汕亲笔题跋的发现,更使我们知道,1690-1692年顷,大汕在与久客南中的陈生洲的交往中,仍充溢着遗民情结。
       四、康熙三十一年大汕撰光孝寺重建六祖殿宇拜亭碑记
   康熙三十一年(1692)是大汕在广州事业的顶峰时期,也是其航行南海赴越南传戒的前夜。
   如前已述,正月十七日,在前记长寿寺离六堂社集中,大汕与林下高人陈生洲同席赋诗,说明其仍保持着同情遗民志士的心结。同年,他又与屈大均有多次往还。
   说明此时大汕在广州佛教界持有崇高地位的例证,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光孝寺僧道永,恭请大汕为光孝寺撰写表彰前光孝寺住持无住上人赞公重建六祖殿宇拜亭的碑记。此碑刻于《光孝禅寺革除花卉供应碑记》之碑阴,碑高65厘米,宽35厘米。《光孝寺志》辑录此碑。
   今光孝寺碑廊中,此碑记巍然屹立。碑云(注:参见《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223页, 《光孝寺重建六祖殿宇拜亭碑记》。1935年广东省立编印局校刊《光孝寺志》卷十《艺文志》。颇疑该处应补正为“大[清康熙叁]拾壹年。”《光孝寺志》谓此碑刻于康熙四十一年,查该处四字已佚,据“康熙壬申”,当为康熙三十一年,至康熙四十一年大汕已遭笞刑遣返。):
   光孝寺重建六祖殿宇拜亭碑记
   1.后魏将末,初祖传法于少林,大唐聿兴,六祖应悬记于光孝。盖大法昌隆,必有预兆,所以前宋求那
   2.跋陀罗三藏,航海到此,创立石碑于戒坛,云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授戒。至梁天监元年,智药三藏
   3.自西竺国来,将彼土菩提树一株,植之坛畔。亦预志曰: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
   4.上乘,度无量众,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洎唐仪凤元年,祖至是祝发受戒,及与四众开示单传玄旨,
   5.一如其记。明年春,辞众归宝林,演化说法,利生三十七腊得旨嗣法。首青原,次南岳,共四十三人。发
   6.悟超常者,莫计其数,详在曹溪志乘。本寺思念慈容,缘塑法身于授戒之所,建兹祖殿。历代相沿,千
   7.秋一日。奈盛衰有数,胜地何常,一自沧桑之变,殿宇倾毁,肯称维艰。幸有前住持无际赞公,发心广
   8.大,竭力行门,就于康熙壬申,自捐衣钵净赀,一肩独任,重建殿宇。顿见茎草琼楼,人天瞻仰。余嘉其
   9.行愿,中心好之。况厥孙道永,曾侍老僧多年,修持精进,继述殷殷,克承先志。因未纪序,乞为表章,余
   10.欣然濡墨,叙其梗概云。
                  曹溪三十三代孙大汕稽首拜撰
   11.总督两广部院石助银捌拾两 信官……
   (中略九行)
   20.大[清康熙叁]拾壹年  吉旦本殿僧愿、僧道永同立按,坊间书刊有以大汕为“南宗第三十六代”者,即若以南宗惠能为第一代,大汕为三十六代。而此件碑记出自大汕手笔,自书“曹溪三十三代孙大汕稽首拜撰”。
   据《南海百咏》有云:“顺治庚寅(1650)之役,王师列炮于西山攻击大城,寺背正当其中。雕甍绣宇,悉为瓦砾场矣。底定后,左右尽属兵房,数石金龛,委掷荒草间。”“而门堂隘陋,与山庙丛祠无异矣”。
   又据《光孝寺志》,顺治六年己丑(1649),天然禅师复往诃林(即光孝寺)重修殿宇。据上引本件碑记,“一自沧桑之变,殿宇倾毁,肯称维艰”。自1650(顺治七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凡四十年,光孝寺之六祖殿始得住持无际修复。
   又从大汕撰写此碑,得知1692年顷,大汕在广州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声望。这就更证明了几年后发生的潘耒以《救狂砭语》和《救狂后语》向大汕发起的攻讦,是具有迫害性质的行为。
       五、后论
   郑培凯先生在大著《汤显祖与晚明文化》,指出其主旨“也就是在探索历史文化发展的主次脉络时,专注文化意识史涉及艺术思维与创造的部分,以期通过此一特殊领域的材料及这些材料衍生的文化价值思考,来理解与评定历史文化发展的意义”(注:郑培凯:《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2页。)。
   《汤显祖与晚明文化》一书的《代序》又指出:“这一切探讨的方向与取向,都要有一个核心精神贯穿其中,那就是历史意义的追求与文化价值的关怀”(注:郑培凯:《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3页。)。
   石濂大汕生活在晚明文化的文化氛围中,在郑培凯先生大著的启发下,我们对大汕的研究,也是立足于“历史意义的追求与文化价值的关怀”,并通过这一研究,积累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