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先生指出：“汤显祖对文学创作中‘骀荡游夷之思’的追求，显然是与思想中景仰‘狂斐’是一脉相承的”。
　　 无独有偶，石濂大汕在诗歌创作中也在追求一种“狂斐”气息。大汕《离六堂集》有海门居士唐化鹏撰《离六堂诗序》，略云：
　　 客有造于海门居士曰：某读石和上诗有疑焉。海门曰：何疑？……曰：其诗俱在，有言美人者、饮酒者、杀人者、嬉而笑者、怒而詈者、愁而怨者、悲而哭者、慨而叹者、嘲谑者、骇者、愕者、叫者、嚎者、叱者、喔咿者、狎慝者、泰者、倨者、倔者，果道耶？……海门曰：……昔有狂泉之国，饮泉者皆狂。有一人不饮亦不狂，国人群以为狂也，束缚之，薰灼之，饮之狂泉，必使其狂而后已也。有智人知之，故佯为诸狂者状，入诸狂人中，阴以已狂之药，杂诸饮食中饮食之，诸狂是由是得免，和尚之于诗亦犹是也。”
　　 在广州长寿寺，石濂大汕主持之“戏台在大殿后，所演多《西厢》、《牡丹亭》诸艳本。师徒相酬，动十数日”（注：潘耒：《救狂砭语》，上海古藉出版社，1983年，第163页。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第246页。），同样表现了其“狂斐”风格。
　　 潘耒《再与石濂书》报导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壬申冬长寿寺上演戏曲的情况：
　　 公（石濂）于壬申冬集众演戏，席半忽谓众曰：上将召我矣。众问何以知之？公云：顷得朝报，索大人、明大人奉命为诸王采选妃女，兼访山林隐逸，并谕广东有僧石濂，诗词书画无不精通，闻其著作甚多，可觅一二种追觅云云（注：潘耒：《救狂砭语》，第124页。）。案《离六堂集》卷五有《上明丞相一百韵》，则所谓“明大人”云云，不能视为无中生有。但这一报导种下了其后大汕悲剧的两个缘由：
　　 一个酿成后来悲剧的缘由是，清朝曾明令于康熙十六年，禁止在寺院演戏、敛钱、酬神赛会（注：谈玄：《清代佛教之概略》，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5）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
　　 另一个缘由是，大汕与若干京官、尤其是宦官的交结，也酿成杀身之祸。
　　 大汕《海外纪事》卷三，记其于广南（越南）为《寄丁常侍浛光榷使》五古一首（注：大汕撰，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中华书局，1987年，第49页。），诗云：
　　 ……眠花犀象多，齿角亦可取。孔雀啄花藤，龙脑奇楠树。以斯货四方，因之集商贾……问我中朝彦，承恩近谁溥。为述丁黄门，奉命来大庾。耳目寄亲臣，边关托肺腑。衣赐御袍新，天厨分玉脯。本朝清华士，如此不多数。浩浩恩波长，行将及海浒。使来正采风，旦暮还入辅。大越请贡心，归为陈缕缕。此浛光税厂之榷使丁常侍，又称“丁黄门”。黄门即宦官，可知明代以宦官为税厂之税使的陈法，在清初仍有所保留。“耳目寄亲臣，边关托肺腑”，则此丁宦官是皇家耳目。大汕为了把广南请贡的信息上报，不得不启用这一渠道。
　　 关于浛光税厂的来历，可追索如后。康熙八年（1669），将明代设于南雄之太平桥厂，移至韶州府城，改名太平关，隶户部。设太平（东关）、遇仙桥（西关）、浛光厂三个分关。丁黄门奉命来大庾岭，公开的身份是“浛光榷使”。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一直利用宦官和包衣将各种信息集中到皇家。而反清志士的活动，犹为其所注意。康熙十年方以智“粤难”发作时，黄门宦官参与发案，“执法但言功令密”。大汕与丁黄门之类宦官的交往，也使他早已成为朝廷注意的对象。
　　 当顾炎武的外甥潘耒因向大汕求贿不得而大肆攻讦时，钮秀已看出大汕已遭杀身之祸。钮秀《临野堂尺牍》卷三《复潘稼堂〈耒〉》有云：
　　 （大汕）虽犯来颜，巷逆至邹乡处，以汪汪之度，何所不容！……奏之于朝，定膺方旦之诛；攻之于野，即化善卷之烬。奋椎请剑，也岂无人，其不足复芥锦心，而污采笔也明矣。果然，大汕的死于押解途中的悲剧结局，不出钮秀所料。
　　 何芳川先生指出：“学术界一般认为，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休达，标志着近代殖民主义的开端。可以说，葡萄牙人乃是近代殖民主义扩张大潮的第一前导者。近代殖民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6世纪。葡萄牙人就是乘着这次浪潮绕航好望角，经过东非、印度、马六甲而来到东亚，又是乘着这次浪潮，在西太平洋地区经营起以澳门为中心的近代太平洋贸易网的”（注：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
　　 何芳川先生又指出；“亚洲各国的商人，早就在西太平洋海域建立了一个古代半环形交通网和贸易网。因此，我们可以讲，在太平洋地区准备世界市场时，西班牙人的工作，是独立进行的；而葡萄牙人的工作，是在亚洲古代各民族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注：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
　　 而大汕于17世纪末在南海及广南（越南）的航行，是顺应了清代海禁初开的潮流，为发展这一半环形交通网和贸易网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又在殖民主义来潮面前，坚守中国文化。而为了这一航行的顺利进行，大汕不惜结交掌管税关的宦官榷使、差官等，以致引来杀身之祸。
　　 但是，大汕对历史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敬重的。而王文达先生在《澳门掌故》这一大著中，把《普济禅院之历史研究》列为专章，则是极有见地的。今天，普济禅院与“大汕宗风”，已成为在澳门这一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坚守和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一种有力象征，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大汕为历史进步所作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