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时我仅16岁,是长子,既要管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父亲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只能两者挑一。我选择了把父亲的学术延续下来,放弃了“管生意”。
记:不可惜?
饶:潮州人管富家少爷叫“阿舍”,就是家里有很多房产。但是我要修正对“财富”的定义。我认为,不仅财产是财富,文化也是财富,而且超越了地域,是世界共通的财富。
这一点“舍”,不仅是对香港说,也是对中国说的。
法舍
《文心雕龙》当教科书
我到香港大学的时候,就把古典的重要书籍带到了课堂。比如把《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作为教科书,要求学生人手一本去上课。
这样做缩短了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能有条件扎进去。
今天,在港大的饶宗颐学术馆内藏书超过3万册,当中不乏遗世孤本,饶老的字画佳作、篆刻陶瓷更是琳琅满目,价值不菲。
这些均由饶公豁达捐出,无私地把毕生心血与港人分享。
港大学生每日来来往往。这个古色古香的国学天地,扎根于色彩斑斓的香港文化中,生机勃发。
在他的眼里,这就是“法舍”。
记:为什么把毕生心血捐出,这蕴含您对香港怎样的感情?
饶:我和香港有某种相似,都经受了沧桑沉浮。
我有一篇《宋王台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去参观宋王台时候写的。当时感慨万千,“台空名在”,物是人非,香港已沦受殖民统治。有感而发,奋笔疾书,文章一挥而就。
记:香港文化多元,在这里传播“国学”,有挑战吗?
饶:无论在哪里,国学的基础都是汉字。每个人首先要把“文字”学透。
现在的一些中文系学生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体诗,这样就跟古人隔了一层。不能创作,只有理论,他们借外国的理论硬装进去,自以为理解了,但其实是误解。
还有一个就是要背诵。我小时候,没有怎么正式上学,就躲在家里的天啸楼中背了很多书,从中获益良多。不背书,就写不好文章。这是我80多年的学习经验。
记:您也这样教育香港学生?
饶:我到香港大学的时候,就把古典的重要书籍带到了课堂。比如把《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作为教科书,要求学生人手一本去上课。
这样做缩短了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能有条件扎进去。所以,我所教的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里,就已经能做出研究性论文。
之前是没有人这样做的,这是我对港大一个贡献。
记:现在很多大学生不太重视基础,资料找得快,论文做不深。
饶:大学生们一到写论文的时候,就在电脑里找大量的资料。但由于基础不好,往往找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乱拉关系,结果错漏百出。
无畏舍
做学问要点无畏的精神
我对学问是“溯源不止,缘流而下”,对问题穷追不舍,逐一弄清,哪怕把生命都耗上都不惜。
“无畏舍”,在饶老身上折射的是对学术的坚韧。
先生家道中落,始终处之泰然,旁若无他地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我的心不受羁绊,胸中并无挂凝,本是沧桑一学人”。
饶公说,当年革命,别人捐出金银财宝支持,反问孙中山“带了什么回来?”
“孙大炮”说:“我带了‘大无畏’”。
“我也一样!”饶老说。
记:您第一个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第一个研究敦煌白画及写卷书法,第一个将殷礼与甲骨文联系研究,第一个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这么多“第一”很吓人,怎么才能做到?
饶:治学、修为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
我对学问是“溯源不止,缘流而下”,对问题穷追不舍,逐一弄清,哪怕把生命都耗上都不惜。做学问还真需要这点无畏的精神。
记:有人评价香港是“文化沙漠”,您怎么看?
饶:“沙漠”这个词不公道,香港始终是商业社会,对文化的兴趣较淡。
香港经历了100多年的殖民统治,历尽沧桑,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景象。
记:但又有人说,香港有了您就不是“文化沙漠”了?
饶:不能夸大某个的作用。早在我刚到香港的时候,许地山、叶恭绰先生在学术上对我影响就很大,当时商务印书馆就在北角,我在那儿编了辞典。
至今,商务印书馆仍是香港学术、文化的重镇。
记:十年来,您也为香港文化发展做了那么多事情,有什么最满意?
饶:在大屿山,我写了“心经简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木刻佛经群,38根8至10米的古朴原木上,是我书写的260个尺大佛教《心经》原文。
记:这已经成了为港人开启智慧的一个标志性作品了。
饶:香港回归前夕,我还为回归专门创作了一幅一丈六尺的国画《百福是荷》,121朵的荷花,占满香港大学展览馆椭圆形大厅整整一面墙壁,表达我对香港回归的祝福。
那天,我的心情很激动,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记:十年了,你最大感受是什么?
饶:看到香港基本保持繁荣、安定的社会局面,我很开心。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使香港成为“不慕物欲、甘于孤独、潜心学术”治学者的宝地。我更加要争取自我精神,排除外来干扰。减少交际、应酬,留下时间,多些潜心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