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规的创立

　　 魏武法难（446）和北周武帝灭佛（574及577）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很多禅师被迫逃到深山里。在深山旷野里，僧人要以托钵乞食有实质的困难。僧人只好自己开垦，自己种植以维持生活。

　　 中国佛教中的禅宗，教导直截了当，直指人心，较适合大众。因此，禅宗日夜壮大，僧众日增。在道信和弘忍时代，禅僧已从散居独处，变成群聚在禅师座下的徒众。僧人越来越多，形成集团，人多了就得面临如何管理，吃饭等问题，因此，僧众们共同种植田园，耕耘农地，破薪柴等。[12]当时，唐初社会还不是很安定，法律上允许人们开荒，耕种。道信所提倡的自耕自给契合当时的经济状况，也适合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

　　 当时虽很多僧人跟随禅师修学，但他们一般依律寺而居。这样，在说法行道方面有诸多的矛盾冲突[13]，况且当时禅僧日益增多，龙蛇混杂，又无独立的禅院，以此给寺院管理带来诸多的不便和困难。僧团的广大，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与约制失灵，僧众持戒不严，戒律败坏严重。

　　 到了中唐时期，马祖道一始创丛林，倡导一种农禅结合的习禅生活。但他们所制定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都没能成为全国一定之规，并随时代的发展渐渐失去了其适用性。

　　 到了百丈怀海禅师创制《百丈清规》，规定了僧团寺院的诸多管理制度才完成了这一创制中国化佛教僧团管理制度的历程。百丈怀海禅师以印度佛教的戒律为依据，配合中国的地理环境、风土习惯等，折衷大小乘戒律，创立了丛林制度。[14]过着集体生产，集体从事农耕的农禅生活。上至大和尚下至每一位住众，除生病或请事假外，都要劳动生产。“务于节俭也，并全体须参加劳动，自力更生，行‘上下均力’之普请法”[15] 怀海本身也严格地实践“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信条。

　　 中国佛教及时自我调整，逐渐形成定居式的僧团制度。百丈禅师立下的清规，开启了中国僧人生活的新形态。

    3、从不对食物的性质要求到一律素食

　　 古时印度，僧众托钵乞食，*世人施舍，施主给什么就吃什么。佛教初传入中国，僧人还保留着这种方式，对食物没特别的要求。后来经过社会的变迁，僧人放弃托钵，*俗家弟子供养，僧人对食物依然没有所求。

　　 佛陀虽然从来未禁止僧人食肉，但要求僧人只能吃“三净肉”（也就是只要不见杀、不闻杀和不为我杀皆可接受）。不过当僧人的人数逐渐增多过着集体生活时，俗家弟子供养负担加重。佛教提倡“戒杀放生”，故俗家弟子避免杀害动物来供僧。往后当僧人自耕自给时，僧人便吃自己所种植的庄稼，以蔬菜为主。吃素是悲悯众生、长养大乘慈悲的表现。如《梵网经菩萨戒本》说：“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16]，又《涅槃经》中也提道：“食肉者，断大慈悲种”[17]。

　　 中国僧人素食亦和笃信佛教的梁武帝有密切的关系；公元511年，梁武帝颁布《断酒肉文》，令天下所有僧尼不得食肉。由于皇帝的推动，加上中国寺院自耕自食，广大的庄园便成为提供素食的来源。

　　 佛教宣扬“慈悲戒杀”与儒家传统的观点“仁”相契合点，助长了吃素之风。

　　 育养几万僧人的丛林，除了戒杀戒律要求之外，客观条件不允许大量饲养、宰杀和食用牲畜，植物食量的高生产、高营养，是僧人从自我生存利益考虑下作出的理智决定。

　　 4、从过午不食到药石

　　 佛教之初并未规定僧众用餐时间，僧人可以随时进食。直到有人讥嫌，佛陀才制定出家人在日出之后至中午之间，可进食一次，超过中午之时限即不得进食，此称过午不食。若过午而食，称为“非时食”。佛典中的制戒因缘有三：

　　 一谓，难陀跋难陀入城观看节会，并于众人与食，食后又看，日暮才归。招人讥嫌，佛制此戒。[18]
　　 二谓，迦留陀夷日暮入城乞食，刚好遇到下大雨，雷电交作。一孕妇意味遇见鬼而惊吓流产。招人讥嫌，佛制此戒。[19]
　　 三谓，比丘日暝食，招世人所讥，言：“云何沙门释子夜食？我等在家人尚不夜食，此辈失沙门法，何道之有？” 佛因此制此戒。[20]
　　 从以上的制戒因缘来看，释迦牟尼佛制定不非时食戒的目的是要让僧人少欲、一心在办道上、也减轻居士的负担。
　　 至于佛陀制定进食时间为中午前是因为三世诸佛是在此时段进食的。据《毗罗三昧经》记载“佛说：早起诸天食，日中三世佛食，日西畜生食，日暮为鬼神食。如来欲断六趣因令入道中，故制令同三世佛食。”[21]

　　 可是，当佛法传到了亚州北部，由于气候非常寒冷，再加上汉地僧人自耕自食劳动量大，很消耗体力，只有午前的进食，是不能够支持身体的健康。故不仅以晨午二食为合法，亦不以过午再食为非法，而把它当成是服药。故过午再食称为药石。[22]

　　 因应地理气候，饮食来源方式等种种改变，汉地僧人已经普遍不持受过午不食戒，虽然如此，僧人在非时进食时是以为养体疗病和惭愧的心态来进食的。

    五、结语

　　 为了安顿僧人色身以利修行，释迦牟尼对饮食情况、进食时间和次数作了制约。这些规定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因应当地的风土习惯、社会民情、国家法律、地理环境等有了各种的调整和改变。虽然和印度佛教的饮食风貌不同，但这并没有违背释迦牟尼初制戒律的初衷，僧人依然能安顿色身、一心办道、断灭烦恼。

　　 [1]《大正藏》卷25，第153b。

　　 [2]《大正藏》卷44，第610c。

　　 [3]《大正藏》卷45，第300b。

　　 [4]《大正藏》卷25，第227c。

　　 [5]《大正藏》卷22，第2a。

　　 [6]《十诵律》卷1，《大正藏》卷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