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六朝时期儒教仍在士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门阀制度的影响下，儒家的家族伦理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然而六朝士人对忠义道德却很难真正奉行，这就使得他们陷入了缺乏利他精神的道德困境。随着儒家文化的逐步复苏和佛教戒律的兴起，士人终于找到了以佛教戒律比附儒家仁爱道德、以奉行戒律来弥补儒家道德空虚的救赎之路。沈约对佛教“仁爱”内涵的强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六朝佛教戒律与士人的道德困境的关系，为我们把握儒佛合流的必然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六朝  忠义  道德困境  戒律  仁爱

六朝时期学术主流以玄学和佛学为中心，但儒教仍在士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有关家族伦理的《孝经》、《三礼》之学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六朝士人在道德实践中也特重孝悌之道。与此同时，对于素来与孝道相提并论的忠义之德，门阀中人却很难真正奉行，这就使得六朝士人的道德生活中的利他精神严重缺乏。随着儒家文化的逐步复苏和佛教影响的日益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释家“去杀”等戒律与儒家“仁爱”有相通之处，于是他们在理论上着力强化佛教戒律的仁爱意义，在实践中尽力奉行修斋、食素等戒律，希望以佛教式的仁爱来满足精神生活中的利他需要。沈约对佛教中的仁爱内涵的阐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六朝的儒佛合流，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强调佛教与儒家孝悌的冲突、佛教对儒家道德的迎合等侧面。本文试图从六朝佛教戒律与士人道德困境的关系的角度，把握儒佛合流的必然性。

一  门阀制度下的道德困境

    正如《南齐书·褚渊传论》所云：“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在六朝门阀制度下，士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完全取决于家族门第。无论朝代怎样更迭，士人只要保持家族力量，就能世世通显。因此门阀士族竭力推崇孝道等家族伦理，而漠视忠义节操等儒家道德。赵翼所谓“六朝忠臣无殉节者”（《陔余丛考》卷十七），便是明证。从东晋末年起，历次新旧换代之际，侨姓中都会出现身为皇亲国戚而投靠新朝的人物。如东晋末年，晋恭帝褚皇后为褚秀之妹，而褚秀之、淡之兄弟却多次杀害晋恭帝所生男婴，又曾协助杀害恭帝。令人惊异的是，褚氏兄弟并未因此受到舆论的谴责。刘宋末年，类似事件再度上演，王俭为宋顺帝之妹夫，褚渊为宋文帝驸马，但两人却竭力为萧道成之废宋立齐而奔走，其中褚渊的首倡之功尤为突出。显然侨姓高门在政治利益面前已顾不上忠义道德。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作辨析。褚、王二人以佐命功跻于高位后，他们的背信弃义遭到了全社会的强烈批判。褚渊眼白多，人们讥之为“白虹贯日”，意即宋亡之征兆；又东莞刘祥曾讥斥褚渊：“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南齐书·刘祥传》）在侨姓高门内部，也兴起了对褚、王二人的反思与批判。如庐江何点云：“我作《齐书》已竟，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外家”。（《南齐书·高逸何点传》）褚渊的儿子贲、从弟炤尤其愧恨于褚渊的失节。此事在全社会激起的反响至南齐末年仍余波未了。隆昌末年，南阳乐预告诫丹阳尹徐孝嗣勿行废立之事曰：“人笑褚公，至今齿冷，无为效尤。”（《南史·孝义乐预传》）以上现象又似乎表明侨姓士族对忠义道德并未完全忘怀。但实际上，门阀士族所强烈指斥的，只是象褚、王这样身荷旧朝重恩却又积极送旧迎新的士人。由于保障家族利益为第一要务，社会舆论不要求所有士人不事二朝，更无力在全社会提倡舍身殉国。刘宋末年萧道成辅政之际，琅邪王延之与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時人为之语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南齐书·王延之传》）。二王受到的赞誉，反映出侨姓士族对朝代更迭的实用主义态度：既不赞成杀身殉节，也不主张为废旧立新而奔走。显然，侨姓士族对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忠义道德是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

只行孝道而不顾忠义，意味着一味追求家族利益而放弃社会责任。这样的道德生活，对于有着一定儒家文化修养的六朝士人来说，无论怎样都是不完整的。虽说儒家道德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利他性，但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仁”对有差别之爱的强调，还是多少包含了利他倾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更充分反映了儒家道德的利他意味；“义”则基本上以利他为主。重孝道而轻忠义的观念，将儒家道德中的利他因素抽空，因此六朝士人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空白。这一空白注定了不可能通过改变忠义观念本身来填补，只能在儒家道德的其他层面上想办法。在玄风尤为炽烈的两晋之际，士人的儒家思想相对淡漠，这种空虚感并不显得十分强烈；当佛教思想尚未深入士人的精神生活时，士人对自身道德需要的缺憾也只能是无奈的。南齐以降，随着儒家文化的逐步复苏和佛教文化的逐步深入，以儒佛合流为主的三教归一思想开始形成，人们终于发现，遵奉佛教的“去杀”、慈悲，能够实现自身的仁爱道德，这多少可以弥补道德生活中利他因素的不足。这可以说是一个佛教的“去杀”等戒律被重新发现的过程，也是儒家与佛教相辅相成地深入到士人的精神生活的过程。

二  晋宋时期：佛教戒律与儒家“仁爱”的合而未融

    以戒律（主要是去杀）比附仁爱，换言之，以佛教戒律作为儒家仁爱道德的替代品，这一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含混到逐渐清晰明朗的发展过程。

    晋宋时期，在士人的精神生活中，佛家戒律与儒家仁爱道德实质上处于分离状态。这首先表现为士人在论述守戒的意义时，并不以实现儒家仁爱道德为宗旨。现今能够知道的最早完备地阐述佛教戒律的名士，当为东晋郗超（336-377）。他的《奉法要》论述“五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