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子良和文惠太子的倡导下，南齐士人兴起了修行守戒之风，有些奉佛士人甚至竞相奉行比五戒更为严格的禁欲。本来五戒之首“去杀”并不要求完全断鱼肉，周顒却长年食素，并劝诲何点断血食。又何胤精信佛法，竟终身不娶。何胤兄何点亦奉守戒律。周顒劝说何点食素的理由有：一，杀生必受报应。二，食鱼肉有悖于仁慈之义。三，禽兽由于不信佛法而受形，士人食之则“自汙肠胃”。其中第二条理由云：“丈人于血气之类，虽无身践，至于晨凫夜鲤，不能不取备屠门。财贝之一经盗手，犹为廉士所弃；生性之一启鸾刀，宁复慈心所忍。驺虞虽饥，非自死之草不食，闻其风岂不使人多愧。”食素意味着不但本人不能杀生，而且必须拒绝接受他人杀生的结果，因而周顒此说强调的是去杀、食素行为背后的仁爱、慈悲，这样一来，周顒之食蔬，就不仅仅是个人追求成佛的行为，而且是遵奉佛教慈悲即儒家仁爱的道德实践。

    南齐时萧子良、周顒、何点等崇尚戒律的士人，在政治生活中并没有背弃忠义的行为。从他们的家学背景来看，他们大多出身于晋宋时期擅长清谈玄言且奉佛较早的高门，入齐以后转为以玄兼儒，在侨姓士族中较早地开始了对门阀文化的反思。周顒是东晋名士周顗的七世孙，长于《老》、《易》和清谈，又自称“自释之外，儒纲为弘”（《答张融书难门律》，《弘明集》卷六）。何胤、何点兄弟是刘宋玄言名家何尚之的孙子，通儒学。如前所说，何点曾著《齐书》讥刺禇渊、王俭的背叛宋室。儒学修养和高门出身，决定了这些士人对自身的道德困境有相对深刻的认识。他们对门阀士族不能奉行忠义的现状认识得越清醒，就越需要提倡其他儒家道德来挽救世风的颓坏。当然，他们对门阀士族文化的反思的结果，只能是乞援于佛教修行，而不可能直接提倡忠义道德。

    萧梁一世，黑白士人更为严格遵守戒律，佛家戒律甚至有官方化的趋势。与萧子良相比，梁武要求僧人蔬食的态度十分鲜明，甚至可以说是强硬的。小乘佛教要求戒杀，但不绝对禁止肉食，允许吃“三种净肉”。梁代以前，僧人大多奉行“三净”原则。然而，梁武《断酒肉文》四首，要求僧人禁饮酒，断“一切肉，乃至自死者”，并再三表示要用国法捍卫“断肉戒”：“若复有饮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广弘明集》卷二十六）不惟如此，他还有《断杀绝宗庙牺牲诏》（《广弘明集》卷二十六），又有《与周舍论断肉敕》。在戒杀禁肉方面，梁武简直是殚精竭虑。萧衍何以如此执着于“断酒肉”？他自称个人原因是他即位以后，面对着眼前的美味佳肴，痛心于不能以此奉养已故的父母，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爼，乃方食辍筯，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噉鱼肉”（《净业赋序》），因此素食于他个人而言，是寄托孝思的一种形式。他认为断酒肉的佛理依据是佛教慈悲和报应说。萧衍对前者再三申论，并将之与儒家仁爱之道相比拟。《与周舍论断肉敕》曰：“众生所以不可杀生，……灭慈悲心，增长恶毒，此实非沙门释子所可应行”。他在长篇大论《断酒肉文》四首中，引用《大般涅槃经》以证成其说：“经言食肉者，断大慈种。何谓断大慈种？凡大慈者，皆令一切众生，同得安乐。若食肉者，一切众生，皆为怨对，同不安乐。”（《广弘明集》卷二十六）与僧人禁酒食素相联系，梁武还下令丹阳、琅琊二境不得打猎捕鱼。议郎江贶论述梁武此令的动机云：“圣人之道以百姓为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协于上下，日就月将自然改俗。”（《广弘明集》卷二十六）此说将禁猎理解为“仁者之化”，可谓深得梁武之心。这一诏令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但最终梁武还是授意周顒驳斥众议：“礼云，君子远庖厨，血气不身翦，见生不忍其死，闻声不食其肉。此皆即目兴仁，非关及远，三驱之礼，向我者舍背我者射。”由这些说法可以看出，梁武希望通过宣扬佛家去杀之理，为自己一个打造“仁爱”帝王的形象。

不唯如此，作为曾经是南齐萧子良“竟陵八友”之一的名士，梁武平素常以“唯知礼义”的儒家道德自我标榜，他本人的道德困境也是可想而知的。他废齐自立，登基后却对此事难以释怀。比如，他在《净业赋》中自云：“世论者以朕方之汤武。但汤武君臣义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他自称废齐自立一事无悖于“君臣义”，可见他内心有愧。又如他对佐助禅代的沈约、张稷等人虽委以高官，但骨子里一直耿耿于怀。史称“高祖有憾于张稷”（《梁书·沈约传》），由《南史·张稷传》可知，梁武曾于酒后斥责张稷的不忠不义：“卿兄杀郡守，弟杀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称”，张稷反唇相讥道：“臣乃无名称，至于陛下不得言无勋。东昏暴虐，义师亦来伐之，岂在臣而已。”可以推测梁武与张稷之“憾”，很可能就是张稷揭露他背弃忠义一事。废齐自立可说是梁武的一个心病。他在即位后，大兴儒学，尤重孝道，其实质和西晋武帝的提倡孝道一样，都是帝王本人于忠义有亏而不得不乞援于孝道。同样，梁武再三强调“慈悲”、“去杀”等教义戒律，并积极地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他本人的道德缺憾。

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梁代越来越多的士人虔诚地奉行戒律，如吴郡陆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梁书·陆杲传》），又会稽孔云童“笃信佛理，遍持经戒”（《梁书·孔休源传》）。可能正是在此前后，以佛教五戒比附儒家五常的说法在南方日渐盛行。从现存资料来看，以儒家“五常”比附佛教“五戒”的说法最早出自伪经《提谓波利经》，《出三藏记集》卷五称此经为宋孝武帝时（454-464）北国比丘昙靖撰，此经因袭汉儒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思路，建构了一个五戒、五常（五德）、五行、五方、五星、五藏相互比附的系统。此经反映了北朝重视传统儒学并且推崇佛家戒律的学风。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交流并未完全断绝，可以推测此经对南朝士人的观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由梁入隋的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归心篇》云：“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以儒家“五常”比附佛教“五戒”的说法也许是颜之推到北方后才了解到的，但萧梁兼重佛教戒律和儒家道德的风气，无疑为他接受这一思路打下了良好基础。该篇还特意阐释了世人有关佛教的五大困惑，其中之一便是去杀问题：“儒家君子，尚离庖厨，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内教，皆能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