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颜之推的生平和为人，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他推崇“去杀”的旨趣。颜之推历仕三朝，他一方面认为不必拘守君臣之义：“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颜氏家训·文章》），另一方面又颂美梁鄱阳王世子谢夫人骂贼而死的忠义，显然他是一位典型的对忠义道德“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士人。因此他不得不着力彰显佛家戒律中符合儒家道德的因素，以填补自己的道德生活的空虚。

四  沈约论佛教的“仁爱”内涵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佛教取“去杀”等戒律与儒家“仁爱”道德的联系，我们将进一步分析沈约这一个案。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刘宋时追随郢州刺史蔡兴宗，任安西外兵参军等职；入齐后见赏于文惠太子，为萧子良的“竟陵八友”之一，曾任御史中丞、五兵尚书、左卫将军等职；齐梁易代之际，沈约有劝进佐命之功，入梁后位至尚书仆射、尚书令，其后沈约想获得三司之仪而未遂，为此怏怏不乐。后来沈约在梁武面前为张稷开脱，令梁武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沈约因此得病，病中请道士奏赤章上天，称禅代之事非由己出。梁武得知后大怒，多次派人谴责沈约，沈约遂惧怕而死。综观沈约的一生可知，沈约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心，他凭藉佐命之功获得政治升迁，然而，对南齐王室的不忠却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正因如此，与一般人相比，他的道德生活中的缺憾也就更为严重。更何况他在年轻时便有着“人伦师表”之誉，他必然要为自己的背叛故君而承受严重的心理失衡。

在佛道二教中，道教为沈约的家传信仰，但沈约又濡染了时代风尚而佞佛。他在政治失意时往往表现出很高的奉道热情，而仕途得意之际则积极投身于奉佛活动。由梁至齐，沈约佛教观念的侧重点是有所变化的。^[1]其中之一，是沈约对“去杀”戒律的强调。沈约在南齐时虽曾撰有赞赏蔬食的文字，如作于永明年间的《内典序》描述佛门中人的蔬食道：“虽秋禽年至，春鲔时登，而耿介长蔬”，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对蔬食仍持“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态度。永明末年他致书释慧约，怀念周颙蔬食的情形曰：

     此生笃信精深，甘此霍食。至于岁时包篚，每见请求，凡厥菜品，必

 令以荐。弟子则靳而后与，用为欢谑。其事未远，其人已谢。

从本文的语气可以推测，此时沈约对蔬食的重视程度，尚不及周颙。

入梁以后，沈约对去杀的态度发生了一个飞跃。《究竟慈悲论》一文以为不仅要停止肉食，而且必须禁绝蚕衣，所谓“夫肉食蚕衣，为方未异，害命夭生，事均理一。”^[2]沈约将禁欲的范围从断肉发展到禁蚕衣，并指出世人因佛经中并无禁蚕的文字而妄加怀疑，其实质是拘泥于文字：“此盖虑穷于文字，思迷于弘旨。”可见，萧梁时期沈约对蔬食的态度远比南齐激进。他对去杀的要求甚至比梁武还要苛刻。梁武《唱断肉经竟制》认为不必断皮革：“此事与食肉不得顿同。凡著一革屐，经久不坏。若食噉众生，就一食中，便害无量身命。况日日餐咀，数若恒沙，亦不可得用革屐以并断肉。”（《广弘明集》卷二十六）断皮革与禁蚕衣的性质相近，可见沈约对去杀的强调超过了同时代人。

沈约对佛教的救世思想给予的关注，可说是超出流辈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和当时的其它士人一样，以仁爱阐述杀生戒。如前所述，沈约于五戒中尤重杀生，在创作年代不详的《忏悔文》中，他顺次忏悔了自己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罪过，其中有关杀生、食肉的忏悔文字最多，可见戒杀和蔬食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沈约在阐述戒杀的依据时，甚至只字不提其它人常常论及的因果报应说，仅仅从佛家慈悲思想着眼。如阐述断肉食禁蚕衣的《究竟慈悲论》的篇首即开宗明义云：“释氏之教，义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为重。”又如《均圣论》指出上古非肉食不能生存云：“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恻之事，弗萌怀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沈约几乎将戒杀视为仁义的代名词。

对于戒杀以外的佛教活动，他也常常强调其济世的内涵。如舍身一事，本来蕴涵着对世界空寂本质的体认和普济众生等多层意味，而沈约常常突出“舍身”一事的仁爱意义。如《南齐皇太子解讲疏》述礼佛施僧之愿曰：“愿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华之固，苍黔享仁寿之福。”沈约为自己而作的《舍身愿疏》，自我批判其侵占百姓利益云：“曾不知粟帛所从，事非因己；悠悠黔首，同有其分；离多共寡，犹或未均；我若有余，物何由足。仁者之怀，不应若此。”同文还声称，由于彻底的博施一下子难以实行，愿以施僧礼佛作为仁爱的起点，即“亏己赡物，未易顿行。誓欲广念深恩，积微成著，施路檀门，冀或能践。”以上深刻的反省和表白在沈约的著述中虽属吉光片羽，但确实说明了佛教思想对他的济物情怀的召唤。其它关于济物的文字，在沈约著述中可谓俯拾皆是。如佛与众僧“持钵往福从生”（《述僧设会论》，又如沈约赞美王奂“勤诚外著，仁隐内弘，食不过中者一十一载。”《南齐仆射王奂枳园寺刹下石记》）

    沈约再三申论佛教的去杀戒律和慈悲思想，尤其是入梁以后，他对去杀的戒律尤为重视，这当然与他追随梁武的佛教观念有关，但不能忽视的是，他在齐梁易代之际的不忠行为给他留下了沉重的心理阴影，促使他比以往更为积极地从佛教戒律中寻觅解决道德困境的途径。

    综上所述，为了追求家族的政治利益而背弃忠义等儒家道德的士人，终于在佛教修行中找到了他们所认为的救赎之路。由于佛教修行最直接的动机还是个人的成佛，因此，佛教戒律中的“仁爱”、“济世”内涵很可能被六朝士人夸大了，但他们以佛教来解决道德困境的愿望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