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戒，一者不杀，不得教人杀，常当坚持尽形寿；二者不盗，不得教人盗，常当坚持尽形寿；三者不淫，不得教人淫，常当坚持尽形寿；四者不欺，不得教人欺，常当坚持尽形寿；五者不饮酒，不得以酒为惠施，常当坚持尽形寿。若以酒为药，当推其轻重，要于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经教以为深戒。不杀则长寿，不盗则长泰，不淫则清静，不欺则人常敬信，不醉则神理明治。     （《弘明集》卷十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的是“不杀”对身心健康的好处“长寿”，而不是其中的道德内涵。他还以因果报应说论证五戒的必要性：“全五戒，则人相备；具十善，则生天堂；全一戒者，则亦得为人。人有高卑，或寿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而且，寻绎其语意可知，五戒之中，郗超似乎对“不饮酒”更为留意，“五戒”之中，最具“仁爱”意义的“不杀”倒并不是他最看重的。当然，他也提倡在修斋中追寻“忠孝之道”：“斋者普为先亡现在知识亲属并及一切众生，皆当因此至诚，玄想感发，心既感发则终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务加勉励。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己故也。”（《奉法要》）修斋的受惠者以本人和“知识亲属”为主而兼及一切众生，这与儒家推己及人的仁爱较为接近，可见郗超已隐约具有了通过奉行戒律来实现利他道德的观念，但尚未十分清晰。同时，他认为修斋的意义首先是有益于“先亡现在知识亲属”，因此他所说的“忠孝”实际上是侧重于“孝”一端的。

    其次，人们论述“不杀”等戒律的“仁爱”内涵时，其目的却并不在于劝人守戒，而是为了论证佛家的因果报应说。东晋时，孙绰（320-377）《喻道论》为了论证佛家报应说的信而有征，他指出儒家的春蒐夏苗、减轻刑罚等制度中已有“去杀”的倾向。在他的观念中，“仁爱”与“去杀”已经隐约联系了起来，但他的目的并不在于以去杀实现仁爱。

    迄于刘宋，因果报应说的真伪仍是士人热烈讨论的问题，与因果报应说相互发明的佛家去杀戒律也就常常被士人提及。与孙绰《喻道论》相似，宗炳《明佛论》阐明儒家仁爱与释教去杀的联系曰：

        （圣王）践庖闻声则所不忍，因豺獭以为节；疾非时之伤孕，解罝而不网，明含气之命重矣。孟轲击赏于衅钟，知王德之去杀矣。先王抚粗救急，故虽深其仁不得顿苦其禁。如来穷神明极，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杀为众戒之首。   （《弘明集》卷二）

在此，“去杀为众戒之首”一说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五戒以“去杀”为首，虽然是早已有之的观念，但宗炳特别点明这一点，显然突出了“去杀”的重要性。

    刘宋时一些主张以儒统佛的士人特别欣赏佛教的慈悲去杀等思想。如释慧琳《均善论》以为佛与儒殊途同归，“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即佛家的“施、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六度与儒家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是相辅相成的。他还在同文中赞美了佛教的“爱物”：“爱物去杀，尚施周人，息心遗荣华之愿，大士布兼济之念，仁义玄一者，何以尚之。”（《宋书·夷蛮传》）又何承天《达性论》驳斥报应说，但他也承认佛教不无弘益世道人心之处：“佛经者善九流之别家，杂以道墨，慈悲爱施，与中国不异。大人君子仁为己任，心无忆念，且以形象彩饰，将谐众人耳目，其为靡损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答宗居士》，《弘明集》卷三）何承天是刘宋著名儒者，他对“慈悲爱施”的重视，在奉佛士人中颇具代表性。

晋宋两世，释家戒律与儒家道德合而未融的根源在于，无论是以佛统儒还是重儒轻佛，士人都只是在理论上认识到佛教戒律中蕴含的利他道德。此时人们对探讨佛理的兴趣远胜于奉行戒律。东晋士人沉溺于般若学的不同学说的论争，如郗超曾热心地参与“本无义”、“即色空义”的讨论（《高僧传》卷五《竺法汰传》，《高僧传》卷四《于法开传》）。刘宋士人关心的则是形神因果、顿悟渐悟等命题。虽然郗超《奉法要》以较大篇幅论述戒律，刘宋何尚之向宋文帝陈奏佛教之不可不兴时，也以戒律的教化作用为理由：“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纯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但实际上，当时的社会并不重视戒律。东晋时会稽许荣上疏批判佛教的流弊，指出“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晋书·简文三子传》）五戒是适合在家居士的较为宽松的戒律，僧人尚且不能遵守，士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当时士人主要的佛教修行，不过是随帝王修八关斋而已，关于士人奉行“五戒”、“十善”情况的记载却寥寥无几。刘宋时宗炳、谢灵运、颜延之等奉佛名流都未见有持戒或礼敬明律僧人之事。当然也并非没有例外，如平昌孟顗谨守戒律，但他却被谢灵运讥为“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宋书·谢灵运传》）足见刘宋士人仍以为慧业义理是决定性的，孟顗等人的守戒习禅是不合潮流之举。其时有些士人甚至连八关斋的戒律都不能认真遵守，史称“孝建元年，世祖率群臣并于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愍孙（即袁粲）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宋书》卷89《袁粲传》），袁粲曾于宋末驳斥吴郡顾欢《夷夏论》以弘扬道教，吴郡张淹也出自奉佛家族，他们不会不知道八关斋时一不得食鱼肉，二不得过中而食，此事只能解释为当时奉行戒律的观念仍很淡漠。正如清谈玄言那样，此时佛教文化带给士人的是智力游戏的愉悦而非道德需要的满足。

三  南齐以降：“去杀”与“仁爱”的融合

    进入南齐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士人领袖竟陵王萧子良和文惠太子都笃信佛教，萧子良尤重修行，他多次在府邸中举行斋戒，甚至亲自赋食行水，以致被世人讥为“失宰相体”。他自名为净住子，著《净住子净行法门》二十卷，其中《戒法摄生门第二十》着重阐述守戒之重要：“托境行因，戒为其始。可谓入圣之初门，出俗之正路。如乖此训，永处三途人天长绝”（《广弘明集》卷27）。他本人恪守戒律，同时他还敦促他的宾客守戒。如太学生钟岏议蚶蛎可食，萧子良听说后大怒，可见他坚决反对食生。又如他曾致书孔稚珪，劝其奉佛云：“三归五戒岂一念而可舍，十善八正宁瞥想之可贵”，他自云劝人守戒的意图是“欲令相与去憍矜、除慢慠、节情欲、制贪求、修礼让、习谦恭、奉仁义、敦孝悌……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劝”（《弘明集》卷十一），在此，他明确提出了通过奉行戒律来磨砺儒家道德的观点。又文惠太子也提倡修行，曾问周顒“卿精进何如何胤？”（《南齐书·周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