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禅方面，规定以修行为要：“合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者上堂升座，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要。”在奖惩方面，“除入室请益，任学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凡有犯于此规者，悉由维那检举，集众公议，令其自悔，乃至摈弃出院。”〔11〕

在寺院经济制度方面，规定僧众“饮食随宜，”务于节俭。全体僧人均须参加劳动，自力更生，行“上下均力”之“普请法”(集体劳动)，正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在寺院殿堂建制上，只建方丈、法堂、僧堂、寮舍，“不立余殿，唯树法堂，表法超言象也。”〔12〕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怀海清规赋予的僧团组织管理方面的特色，即：导之以德，齐之以规：分工明确，层级简单，运作有效；地位与经济的平等；民主自由。

3．《百丈清规》的演变

《百丈清规》出现后不久，由于其诸多优点，颇能与中国社会适相应，为各禅林争相效仿沿用，所谓“天下禅宗如风偃草。”〔13〕后来的佛教诸宗寺院，莫不以《百丈清规》为其基本制度模式。

但伴随寺院经济的兴旺发达和僧众的不断增加、禅院事务的日益复杂，再加上晚唐以后，禅宗又有五家七宗之分立，各宗门庭与制度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同，《百丈清规》不可避免地发生损益的变化，故而历代都有增订改修甚或新作清规出现。但多散佚，现在可考的，尚有以下几种：北宋崇宁二年(1103)真定宗赜所编《禅苑清规》十卷(亦称《崇宁清规》)；南宋嘉定二年(1209)宗寿所编《人众日用清规》；南宋咸淳十年(1274)，金华惟勉所编《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二卷(又称《咸淳清规》)；元代至大四年(1311)，东林戈咸所编《禅林备用清规》十卷(又称《至大清规》)；元顺帝元统三年(1355)，江西百丈山住持德辉奉敕重辑而成的《敕修百丈清规》二卷；清道光三年仪润整辑的《百丈清规证义记》十卷。另有《入众须知》、《幻住清规》、《日用清规》、《禅林两序须知》等，日本有《大鉴清规》、《永平清规》、《莹山清规》等书。上述诸本，历时既久，增益颇多，与最初的《百丈清规》相去甚远。近代以来，因应时势之变化，各地新出清规更多，且多在新社会形势下产生，与古《百丈清规》之内容相去更远。

二、《百丈清规》的思想和制度渊源

《百丈清规》的创制，并非是无本无源、凭空而得，而是有其思想与制度渊源的。其主要的思想和制度渊源有如下几个方面：

(1)佛教固有的戒律思想与制度

《百丈清规》系百丈禅师“于大小乘中，博约折中”而得，所谓“百丈创规，折衷佛律五篇七聚，弘范三界”。〔14〕因此，它的基本思想仍是取法于佛教本有的戒律与制度，与佛制戒律“悉称释氏”。不同的是，作了中国化的转变。“遂圣贤乘时继作驰张迭用循环不穷，所以通其变也。佛之为教必先戒律，诸部之义大小毕陈，种种开遮唯以一事。去圣逾远局为专门，名数滋多道日斯隐。是故达磨不阶方便直示心源，律相宛然无能留碍。世降俗末诞胜真离，驰骋外缘成邪慢想。是故百丈弘敖(疑为敷)轨范辅律而行，调护摄持在事皆理。”〔15〕德辉禅师亦云：“佛宜制律创规相须为用。使比丘等外格非、内弘道。虽千百群居，同堂合席，齐一寝食，翕然成伦，不混世仪，不挠国宪，阴翊王度。通制之行尼于彼达于此。”〔16〕

又，《百丈清规》中也有原始佛制的内容，杨亿《古清规序》中有曰：“凡具道眼者有可尊之德，号曰长老，如西域道高腊长呼须菩提等之谓也。即为化主，处于方丈，同净名之室，非私寝之室也。”“长老”是“高年大声闻’(梵文AgramahaSravaka；巴利文为AggamahaSravaka)的大乘化的等称，与早期佛教僧团中的舍利弗和须菩提相似。其它由于原本的佚失而难知其详。对此南怀瑾先生曾说：“从表面上看，丛林的清规与佛的戒律，似乎不同。实际上，清规是以佛的戒律做骨子的。所以它的内部，仍以严守戒律为主。”〔17〕

(2)儒家的伦理思想与制度

百丈身处唐代中叶，佛教传入中国已历七八百年，百丈在创制清规中，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儒家很多的思想。如儒家有关尊师重道、师道尊严的看法。《百丈清规》将住持或方丈作为整个僧团的核心，既为法师，又是僧团的管理首脑，被尊称为“长老”、“教化主”，“师道尊严”也有反映：“长老上堂升座，主事徒众雁立侧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