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台湾佛教团体常常翻印一本《保富法》的小册子，赠人结缘。这本书名叫「保富」，实际上是劝人散财布施，作者是湖南聂云台居士。
　　聂云台号其杰，法名慧杰，号息忏，湖南衡山人。清光绪六年（一八八○年）出生。父亲名缉规，字仲芳，历官江苏巡抚，是曾国藩的女婿。母亲曾纪芬，晚年号崇德老人，是曾国藩的季女。
　　其杰兄弟姊妹九人，他行三。家居上海，幼年与兄弟姊妹在家中延师共读。十四岁那年，与他二哥其昌回衡山原籍应县试，考取秀才。以後在上海，跟随外人老师学习英语，旁及电气与化学工程，终於通达电化学科，尤精於英语。他曾到美国留学，参加留美学生组织的「大卫与约翰」兄弟会。
　　学成回国後，正是清季末年，国势积弱不振的时候。他主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个人事业也从实业著手。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他的父亲任江苏巡抚，命亲信汤癸生组织复泰公司，由癸生任总经理，其杰任经理，从事纺织工业的发展。他们又租下华新纺织局，其杰任董事。翌年，汤癸生病逝，其杰继任复泰公司总经理，其弟其臣任协理。聂家有复泰百分之六十股权，不啻为其家族企业。宣统元年，聂家以三十馀万两白银购得华新纺织局全部股权，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後来又改名恒丰纱厂，由其杰任经理。
　　接办恒丰後，其杰在厂中开设训练班，培训纺织人才。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二月，父亲缉规逝世，其杰回湖南办理丧事，并留在家乡办理墓工。其杰在光绪末年曾有一个侯补道的官衔，但并未出仕过官。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其杰主持下的恒丰纱厂，率先将蒸气引擎改为电动机，降低了成本，也增加了产量。在当时纺织界中，这是首开风气的创举。他早年在美国曾加入基督教的兄弟会组织，这时与其妻萧氏同受基督教洗礼，夫妇二人都成了基督徒。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四月，他赴美考察实业，主要仍是考察纺织工业这一方面。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他与蔡元培、黄炎培、张謇、郭秉文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杰任干事。他在上海并设置职业学校，推行职业教育，以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
　　他平常热心於改良中国的棉业，以挽回国家的权益。他尝捐助巨款，支持金陵大学农科，改良中国棉种。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他赴美考察，约请美国棉业专家来华调查，协助改良中国的棉花种植。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他与友人尹任先合伙发起招股，在吴淞投资兴建大中华纱厂，到十一年建成，有纱锭四万五千枚，在当时这是甚具规模的大厂，其杰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民十前後的数年之中，他尚与姚锡舟集资在崇明创了大通纺织股分有限公司，与吴善卿等合作在上海创办华丰纺织股分有限公司，与张謇、荣宗敬等合资在吴淞创办中国铁公司；并与孔祥熙、陈光甫等合资创办中美贸易公司。由於他家世显赫，事业庞大，且久居上海，所以他担任过上海租界工部局的顾问、教育委员，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复旦大学校董等许多名誉职。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他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获北洋政府颁发三等宝光嘉禾勋章。那一段时间，他是上海工商界风云一时的人物。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以後，由於外资侵入，华资棉业大受打击，经营困难。他的家族企业恒丰纱厂後来负债六十万银元，被迫将大中华妙厂股权全部出售以偿债务。其他如大通、华丰等厂亦莫不亏损，其杰事业大受打击，於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迫得以退休为名，退居幕後。
　　事业失败之後，继之又大病了一场，几度濒危。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妻子萧氏病逝，他已感到生离死别，生命无常。於今事业失败，大病几死，他更感到人世万法如梦幻泡影，乃皈依如幻法师，潜心学佛，闭门思过。後来，他又参谒印光法师，受持五戒，几度想剃度出家，因母老而止。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以後，其杰所创办的事业，华丰纱厂後来为日本人兼并了；中国铁公司的工厂，於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事中毁於炮火；他的基本事业恒丰纱厂，用「以债养债」的方式拖延了几年，终以亏损过钜，无力经营，最後租给了宋子文的中国棉业公司，中日战争期间，也为日本的大康纱厂合并，到抗战胜利後，聂家收回了一部分产权。
　　其杰晚年，隐居礼佛，不问外务。他设置佛堂，供奉观世音菩萨及地藏王菩萨，每日诵读《金刚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及《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常课。在他领悟大乘六度的意义後，将自己的私财及妻子萧氏夫人遗留的遗产、金饰等全部捐了出去，用以救济湖南各地的灾民。同时，他在上海《申报》上刊出《保富法》，劝人散财布施。
　　《保富法》全书不足两万字，分为上、中、下三篇，内容不外乎因果感应，「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一类故事。但是由他写出来，以他的身世和阅历，所闻所见全是第一手资料，所以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丁福保的〈保富法叙〉说∶
　　云台先生所著之《保富法》，字字从肺腑中流出。日前黄君警顽，将此稿采登《申报》，而阅者在数日间，捐入「申报读者助学金」，有四十七万五千馀元的钜款。可见此书劝化之力大矣。
　　此书何以有此感人的力量？因为书中的事不是虚构，全是事实。上篇开首说∶
　　发财不难，保则最难，我住上海五十馀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後，有不到五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阔人，或官或商，都是显赫一时的，现在已多数凋零，家事没落，有的是子孙挥霍一空，嫖赌不务正业；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屈指计数，四、五十年前的阔人，现在家务未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难得一、二家。
　　他历数湖南家乡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家（即参加湘军平定太平军之乱的人家），封爵者约六、七家，督抚二、三十家，提镇五、六十家，有发财至十万、二十万者，有五、六十万，甚至有上百万者（指那时的银子），凡是发财的人家，各家後人多数衰落。相反的，财产无多的人家，如曾、左、彭、李诸家，後代子孙多能上进。以曾文正公来说，他位最高，权最重，在位二十年，死後家财银二万两。他手创两淮盐票，每张二百两（後来售至二万两），而曾家一张未留。所以，曾文正公家族，曾孙、玄孙辈仍多在教育或学术界做事，受人尊重。
　　他举上海富人某翁为例，家财累积至三千万元，死後十个儿子分家，十数年间，耗败一空。书中称∶「若问如何败法？读者试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明白，不用多说了。」说穿了，无非是吃喝嫖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