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汇萃汉藏梵文所有的数据，并参酌时人已得的结论，对于佛学纵面的思想源流彻底作了一番考订，着有《诸家戒本通论》、《佛学七宗源流十讲》等。这样刊定了印度时代佛学的实际地位和它们理论的确诂，而建立起学说史的标准。再据以返观我国所传的各说，就容易发现它们和印度原本的距离。其间更见出有相反的趋势，像流传很久的《起信论》、《楞严经》一类返本归元的思想，都决定是国人错解义理而伪托　

　　为佛家之言，我们曾毫不容情地予以破斥（见〈楞伽与起信〉、〈楞严百伪〉等论文）。又由此一贯错误的思想影响到禅宗方面，构成『本觉』异说，我们也都完全揭发它出来。（见〈禅学述原〉）还有西藏所传显密各宗学说之是非，我们也作了一番全般的批判。（见《西藏佛学原论》、《略论西藏佛学之传承》、《藏密三书导言》等，这都是为要做到真正佛学的实践，而来扫除一切的障碍。）”

　　除了上述三项之外，如前文所述，吕氏对于因明学的弘扬与研究，也有为时人所不及的成绩，他对勘因明论书之藏汉译本，校正不少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的谬误，而且也译出若干因明学名著（如《因明抉择论》、《集量论释略抄》等），对因明学的阐释，是有一定成绩的。　

　　此外，对于汉文大藏经目录，他也曾重分大乘经的部类，校核译本与译者，在佛典目录学上，也有突破性的创见。至于对部派佛教的研究业绩，迄今为止也罕有国人能与相拟，他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书中所附录的七篇关于部派佛教研究的文章，也是民国以来最具深度的同类著述。

　　综合地看，吕澂的学术地位及成就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衡量：　

　　（一）对于十九世纪以来，欧美所盛行的新颖的佛学研究法（亦即以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等等各类学术方法及学术态度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吕澂有完整而深入的理解。他是将这种研究态度与方法介绍给中国佛学界，并且本身的成就也最大的中国学人。我们也可以说，吕澂是这种新式佛教研究在中国的主要奠基者。

　　（二）吕澂的佛学研究，不唯功力深厚，而且所涉及的领域也至为广博。从他的著作来分类，他在佛书版本及辨伪、印度原典的研究与迻译、因明与声明、戒律、西藏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绩。在所有佛教研究领域里，如果综合起来衡量，在广度与深度上，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佛学界的第一人。　

　　（三）在学术创见方面，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学术发现之外，吕澂的大部份论文，其实或多或少都有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之处。而综合性的创见与对中印佛学融贯疏解，则表现在他那两部讲稿（《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之中。尤其《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一书，更大体可以展示其一生主要佛学功力之所系。

　　该书大陆版的”编辑说明”中，曾扼要地举出全书的精华所在及吕澂的主要研究成果。这段文字，可以使读者对吕澂的学术功力有初步的理解。其文略云：　

　　”本书把印度佛学分为原始佛学、部派佛学、初期大乘佛学、小乘佛学、中期大乘佛学、晚期大乘佛学等六个阶段。”作者根据汉文藏文的大量文献，对勘巴利文三藏以及现存的有关梵文原典，按照各阶段出现的典籍先后顺序，说明它们各时期学说的特点　

　　和变化，对印度佛学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发展概况，基本上勾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这样原原本本讲述印度佛学史的，在我国这是第一部书。　

　　吕澂先生专力于佛学研究数十年，在文字上，对版本、原典或异译本做了大量的校勘，在义理上，对各宗各派的根本典据、师承以及前后学说的发展变化做了详尽的考证，一字一校。一书之勘，竟委穷原，务求落实。因此，有一些长期以来被弄错了的或者模糊不清的史实，也能够获得了比较合理的答案。讲稿中如关于佛灭年代”点记说”的提出，”分别论者”是上座部的刊定，说一切有部”相应阿含”的发现，唯识古今学的辨析等等，都属作者孤明先发之见。诸如此类，书中还随处可睹。”　

　　至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一书，则是吕澂对中国佛教之若干主流学说的探讨。他在书中分析中国佛学体系之形成、发展与衰落之各阶段的特征，厘清各家思想的异同，并藉此以彰显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的基本差异。

　　这部书共计十章，如果附录的十几篇文章不算，那么单凭这十章本文，在份量上显然不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尽管如此，如果不具有吕澂其人的学养，其它人还是不容易写出这种程度的论著的。　

　　上述这两部印度与中国的佛学著述，加上他早期的《西藏佛学原论》，这三部书使吕澂为现代中国佛学界，奠定了印度、中国、西藏三系佛学扎实的研究基础。

　　此外，有一项奇特的现象值得附此一提。吕澂是唯识学大师欧阳渐的大弟子，也是唯识学重镇──支那内学院的核心支柱。其对唯识学所下的功夫也非寻常学者所能比拟。然而，奇特的是，他所撰的唯识学论着为数甚少。在他所出版的十本书里，没有一本是专论唯识学的。在他所撰的七十篇左右的论文中，专论唯识学的比例也不大。可见吕澂所瞩目的是印度、中国与西藏的三系佛学，而不是唯识宗一隅而已。　

　　四、风格与际遇

　　在欧阳渐逝世后，支那内学院由吕澂主持（1943─1952）。内学院是从杨仁山的金陵刻经处演化而成的。杨、欧阳、吕三人虽然是直系的学术传承，但三人的风格并不一样。杨仁山生在佛学极端衰弱的清末，研学环境太坏，可用的古今典籍甚少，又缺乏良师益友，因此，他虽然是复兴中国佛教的枢纽人物，但本人的学说平平，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有心做事的传统佛教知识分子而已。　

　　欧阳渐的印象则不同，他具有浓烈的宗教热忱与精纯的宗教情操，而且愿力深厚，是一个能将生命溶入佛法之中的宗教思想家。至于吕澂，在风格上又与欧阳渐显然不同，他给人的印象是学者风范大于宗教家风范。冷静客观，求真求实，性格上似乎较缺乏宗教家的淑世热情。因此，与其视之为宗教家，不如视之为具有文化使命感的佛教学者来得恰当些。
　
　　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佛教学者，吕澂的际遇并不顺畅。他与同时代的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学养等方面都颇为相似，但是外在环境与对后代的影响则不可同日而语。他们都熟谙现代佛学研究方法，通晓多种语文，都具有世界眼光，治学领域也遍及印度、中国、与西藏三系的佛学。论学说的广度及深度，两人的水平大体是相同的。在师友方面，宇井是着名学者高楠顺次郎的门下，与木村泰贤、长井真琴等名家又是同学。同样地：吕澂是唯识学大师欧阳渐的上足，也是王恩洋、黄忏华、熊十力等名家的掌门师兄。可见在人事环境中，宇井、吕澂二人都同有良师益友可供提携与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