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现实际遇上，宇井则远比吕澂顺利得多。宇井先后出任日本东京大学、东北大学，与驹泽大学等校教授。现实上的优渥学术环境使他在八十一岁的生涯中著作产量远多于拥有九十三岁高龄的吕澂。宇井在学术研究与教育学生方面的成果，也使日本佛学界产生了一股”资料丰赡、考证周详、义理深入”的绵密学风。这股学风曾影响了甚多二十世纪的日本佛教学人。　

　　宇井的成就固然出自于他本人的天赋与努力。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外在条件也是使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是：日本有容纳一流佛教学者的环境。因为日本有数十所佛教大学，数以千计的佛教学人，以及数以百、千万计的佛教徒与佛书读者。　

　　在这方面，吕澂是不能与宇井相比拟的。支那内学院在抗战期间由南京迁到四川江津（蜀院）。抗日胜利后却无法在南京复校。1961年他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的佛学班，仅数年即告停止。”文革”之后，他几乎全然消声匿迹。就其一生所学与著作的比例来衡量，其已出版的各种着作，几乎不及他的学问的十分之一。如果环境好，社会需要他，那么，再写出十种具有国际水准的著作，应该是很可能的。　

　　的确，整个现代中国的大环境，似乎并不需要吕澂这样杰出的学者。一般大学不需要他，佛学界与佛教文化界自顾不暇，对他也无法关注。至于哲学界与历史学界，更无法给他应有的文化尊重与支持。　

　　最令人感到怅然的不祇是整个社会对他的冷漠，也不祇是其学术思想的后继无人，而是他所竭力去廓清扫除他所认为的佛学上的”重重障蔽”与”错误思想”迄今仍然百花齐放，盛行一时。他认为”楞严、起信、伪说流毒千年”。说《起信论》是一部”来历不明而面目模糊的书”，列举一百余条证据去证明《楞严经》的内容”集伪说之大成”。但是这两部书仍然盛行于当今佛教界而不为所动。他认为《四分律》不如《有部律》，认为《梵网经》是伪经，但是佛教界每年传戒时仍然依据《四分》与《梵网》。他看不起熊十力的思想及熊氏的《新唯识论》，认为熊氏思想如”浮光掠影，全按不得实在”，然而熊氏思想却甚受海内外华人哲学界重视与欢迎。　

　　这些现象不祇烘托出哲人的孤独，也显示出治学的艰难。而且也不禁使人怀疑：学者对佛学的研究结论，与现实的佛教信仰是否有必然的关涉﹖

　　回顾这位当代佛学大师的一生，不祇使人感觉到生为现代中国的佛教学者是何等的不易，也凸显出我国佛学研究环境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佛教学人势必难有出头之日；中国的佛学研究，势将永远落后日本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