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远，又名沛溪,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以下是他们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长安1号”的一次谈话纪录。

　　18岁的王志远，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横扫一切，他父母挨斗，家产被抄，于是横下一条心，拿着毛泽东的语录，到工农群众中去找在“革命”风雨里活下去的路。他告别了首都，告别了父母，告别了蝉声满耳的小四合院，和3个同胞姐妹兄弟一起来到了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38年过去了，还有人在争谁是当年赴蒙知青第一人，王志远从不参与，笑笑而已。

　　作为一个旅游者和作为一个定居者对草原的感受存在着无法沟通的差距，在一些画报、课本、电影里，草原的确是美的。一望无垠的草原，洁白的蒙古包。这里宁静，宁静得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可是一切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很快被撕得粉碎。当年在这里你见不到任何新鲜的蔬菜———青椒、小白菜、菜花、黄瓜、西红柿，尤其是落日后那冰冷难熬的黑夜，最让人难以忍受。

　　就在这片大草原上，王志远呆了12年。牧过马，放过羊，学会了蒙语，连惟一的儿子也降生在这里。

　　冬天草地白茫茫，秋天金灿灿，夏天绿油油，春天鹅黄黄。王志远看到辽阔，看到远天远地，看到了人生的短暂和万物的一岁一枯荣。这样来自简单、纯朴、自然的感悟，让他比别人多了一些真气、壮气、秀气、才气、和气，少了暴气、癫狂气、阴气、浊气、俗气。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一家出了3个一年级，他是77级一年级，夫人是78级一年级，儿子是小学一年级。

　　学无止境超具前瞻

　　传统文化像老古董换电子表就亏大了

　　田炳信：在全球超信息化的今天，有些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摒弃的态度，但其实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令到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大打折扣。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其次是讲究平和，俗话说“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赶中游”，讲的就是这种平和心态，这和西方的竞争、你死我活、不进则退完全是两种境界。你怎么看我们传统文化的定位？

　　王志远：我先打个比喻。头些年，电子表刚出来的时候，非常稀奇，也很贵。当时有些香港客跑到山西、陕西等地方，拿电子表去换农民家里的银元。对农民来讲，作为陪嫁用的银元放在那里几十上百年了也没啥用，但那个不停跳动数字的表却非常新奇，就换了，还觉得很值。除了银元，港客还换他们家的老破瓷碗，那可就不只是100年，可能是500年或者更早了。世事变得很快，也不过三五年光景，现在那些电子表就是扔在大街上可能都没人要，但那些银元和老瓷碗已经上了拍卖行了，得卖多少万了。这个比喻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那老瓷碗和银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显示其价值，但一些眼前看起来很时髦的东西，寿命却是很短暂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管物质文明多发达，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文明，不能没有做人的准则，而这种做人的准则是从小就灌输进去的。

　　田炳信：现在的社会确实太浮躁，有教你一夜暴富的，还有教你两三个月学会一门外语的。

　　王志远：那都是骗人的把戏，之所以那么多人相信，就是因为人们都有一种侥幸心理。我们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应该要清醒，要有责任感。实际上，社会向前发展往往就是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起引导作用。普通的老百姓不会这些，你说传统文化有益，他们就跟着学；一些人批判传统文化，大家又会群起而攻之。

　　文革一些极端行为溯源可至八十年前

　　田炳信：历史上有过这种事吗？

　　王志远：在100年到8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生存问题。我们当时最怕的是亡国、亡种、亡文，面临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中国人民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当时文化界所作的最大努力和最大的发明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没等外国人来亡我们的文，便自己开始阉割；没等外国人来灭我们的史，就自己开始谩骂；没等外国人来除我们的圣人，就自己动手来推翻。在当时，文化界、知识界最重要的主张，一是在文字上，要以拉丁文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二是在语言上，要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两大主张，被称作“文化救国”的两大措施。我们站在今天来看，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候，救国，在文化方面怎么竟有这番高见？

　　田炳信：能谈具体点吗？

　　王志远：比如瞿秋白讲：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中国的汉字已经是十恶不赦的混蛋的野蛮的文字了。鲁迅也讲：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钱玄同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我看到这些文字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田炳信：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矫枉过正，应该说也是一种社会需要吧？

　　王志远：这种思潮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文化大革命时打倒“孔家店”、“破四旧”，后来又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改造。知识分子由谁来改造？越不识字的人越好！完全实现了80年前的极端主张。

　　田炳信：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新思考。按列宁所说，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贵族，这话有道理。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让大家都变得贫穷，都变得低下，都变得庸俗，这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只是要尽快地改变落后贫困的面貌，使大家获得走向富裕、走向高雅的机会。而文化大革命却在语言和文字上、在人格上力图把人人都变成痞子。

　　王志远：很荒唐。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都不爱，还谈何爱国？相反地，我们看看韩国人，韩国人虽曾被日本统治，却一直坚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更把文字里的汉字都去掉了，全部使用朝鲜文。他们那种不可屈服的民族意识和自我存在意念，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中国衰弱缘于文化落后？君子与强盗的一个悖论

　　田炳信：有相当一部分人把中国近百年来的衰弱和经济上的落后归因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不是有一点找错了对象？

　　王志远：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假定，如果世界上没有出现帝国主义列强，中国会怎么样发展？中国当然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甚至不进入资本主义也没什么问题，我们一样能过好日子。但是历史是不能假定的。因此可以用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来回答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