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立天先生最近在山西召开的法显学术座谈会上认为，法显大师是爱国爱教的楷模。他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传奇性的经历

法显，生年不详，卒年约在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刘宋景平元年（418-423）之间。山西省人。俗姓龚，兄弟四人，三人幼年夭折，法显也在三岁时便被父母送到寺庙度为沙弥。二十岁受比丘戒。法显信仰虔诚，持戒严谨。法显常慨叹律藏传译不全，发心亲往印度寻求律本。东晋隆安三年（399），他会同慧景、道整等四人，一起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前进。经张掖时和另一行赴印求法的僧人宝云、智严等五人相遇，携手同行。经敦煌西度流沙，“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1]经过在沙碛地带异常艰辛的长途跋涉，法显经鄯善国入于阗国，又南行度过葱岭，进入北印度。

法显入北印度后，不久即西南行，又南下，经西印度进入中印度。又东南行，度恒河，南下到巴连弗邑。又顺恒河西行，再西北行。在所到各地，法显瞻礼佛陀遗迹，观看佛教法事活动，参加大施会。后法显又返回巴连弗邑，并住了三年，学习梵文，求得佛典六部，还抄写了律本。法显实现了求法宏愿，决意回国，于是东下入东印度。为了写经和画像，又在此住了两年。随后搭商人大船离印度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此逗留两年，继续搜求佛典，抄得四部，遂准备东行归国。

义熙七年（411）秋，法显搭乘满载二百多人的大商船泛海东行赴中国广州。船行三日便遇大风，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多天，到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高僧法显传》描述在海上漂流的情景说：“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所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黿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2]法显等人所乘的船只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随风漂流三个月之久，惊心动魄的海上生活情景，是对生命何等严峻的考验！是对意志何等严峻的考验！

在爪哇停留五个月后，法显随大商船起航，原预计约五十天抵达广州，不料航行一个多月后，又遇狂风暴雨。此时船上诸多婆罗门议论，大船坐载沙门法显不吉利，带来大家遭此大苦，主张将法显留在海岛边岸，幸亏同船的法显施主仗义执言，坚决反对，才免于难。后又经过七十多天的漂流，抵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即墨县）南岸，回到祖国。

法显西行求法，前后经过了十五年，游历约三十国，取回经律。在长广郡城住了一冬一夏后，法显南下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专事翻译。法显后又转往湖北荆州，在辛寺逝世。法显一生的传奇性经历表明，他实是我国沙门最早赴印度求法且取得丰硕成果的第一人，是以往求法僧人所不能比拟的。

二、宝贵的文化贡献

法显西行的目的是寻求戒律，他不仅完满了夙愿，而且还取得了其他重大成果。这些收获构成为法显对中国佛教文化和古代史地文化的宝贵贡献，其荦荦大者约有以下三项：

（一）搜求佛教经律论梵文典籍多部，计有在印度求得的《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祗众律》、《萨婆多众律》（即《十诵律》）、《杂阿毗昙心论》、《摩诃僧祗阿毗昙》，后在狮子国抄得《弥沙塞律》、《长阿舍经》、《杂阿含经》和《杂藏经》等。这些都是中国旧日所无的大小乘三藏中的基本典籍，填补了空缺，弥足珍贵。

（二）法显和佛驮跋陀罗在建康道场寺共译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经》、《僧祇比丘戒本》一卷、《摩诃僧祇众律》四十卷、《僧祇尼戒本》一卷、《杂藏经》。又传他还和佛驮跋陀罗共译出《杂阿毗昙心论》十三卷，然其本早佚，确否尚待考证。至于法显带回的《弥沙塞律》，后由罽宾律师佛陀什译出，《杂阿含经》则由求那跋陀罗译出。又，求那跋摩未译完，后由僧伽跋摩补译的《杂心论》，可能是依据法显从印度抄写带回的梵本。此外，法显回国次年由罽宾婆沙师佛驮耶舍译出的《长阿含经》则是以依另一底本在长安译出的。法显参与译出的戒本，弥补了中国律藏的失缺，也流行一时，但后来以弘扬《四分律》为宗旨的律宗形成，法显译本影响日见萎缩。又，法显等译出的六卷本《泥洹》，其中卷三、四、六说，除一阐提皆有佛性，在南方首唱佛性说，影响深远。

(三) 撰写《佛国记》（又名《游历天竺记传》、《高僧法显传》），是中国古代以亲身经历介绍中亚、南亚诸国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书中详细记述西行求法的艰辛经历和旅行见闻，记载有关西域诸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中古历史地理资料，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后来赴印求法的僧人有着很大的启示和指导的作用；对于了解古代西域、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其他宗教以及习俗，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研究上述地区的交通和中外交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上述中亚、南亚有关国家的历史与考古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令人敬仰的爱国爱教楷模

史载，我国僧人西行求法取经，始于曹魏时的朱土行。他到了于阗，取得《放光般若》，后由弟子送回洛阳。朱土行本人终生留在西域，八十岁病故。两晋时，竺法护也到西域，取得胡本而还。如前所述，至东晋，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有十人，然其中有的半途折回，有的病死异国，有的乐居不归，只有法显一人，不仅冒着西度沙漠，越过葱岭的艰难险阻，求得经论，且又冒着海行的生死危难，漂流回到祖国。法显为法忘身的顽强奋斗、勇猛精进精神，为后人树立足以取法的榜样。法显总结自己西行求法生涯说：“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①]这种为了求法，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不达目的，决不甘心的意志和毅力，多么令人感动和敬佩！《高僧法显传》也总结法显的求法功业说：“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同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将，无功业而不成。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②]法显的忘身求法的精神和功业，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座丰碑。

更令人敬仰的是，法显求法爱教是为了弥补中国戒律的残缺，是为了中国佛教的文化事业，法显是在实践上把爱国与爱教统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