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和民族的关系是什么？一般我们有这样的提法，非常重要，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这是我们需要发展的。一般提到有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李光耀先生在80年代很有说服力，当时提出所谓亚洲价值，但在西方，包括北美和欧洲乃至日本基本是非常严厉的批评，说你讲亚洲价值，你讲新加坡特色，就是要搞特例。在泰国召开会议的时候，泰国NGO基本否认政府签署的所有观点，认为人权是普世价值。现在世界各个国家都签署了人权宣言，这从1948年由罗斯福夫人主持的最后发展的人权宣言。中国学者有四位参加，一位是吴德耀，他去世的时候就是人权起草人之一。还有一位受儒家文化思想熏陶的学者，认为人权具有普世价值。美国常常用第一代人权就是政治权来打压、批判，对于经济权不重视。所以中美之间对于人权的讨论，中国人说能够有饭吃，能够在生活上站起来，这是权利。美国说能够自由，能够发展，这是选择。这两个实际上可以对话，可以讨论，不能用一种权利来阻碍另外一种权利。可是一般西方学者总认为民主和人权的关系标准是给量化的，用量化指标来测量世界发展。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选取，一个是政党轮流做庄。如果没有选举，就不是政治民主。最近十几、二十年又有一种观点，民主另外一种理解就是公共空间的扩大。所谓公共空间的扩大就是儒家的工艺，真正的发言要有责任，形成高瞻远瞩的思想。这种讨论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政策，这是民主扩大重要的根源、重要的机制。这中间有一个观念翻译比较难，一般说不是公共理性，而是公共论理。这个方式越多，社会越民主。这个方式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一种多元倾向，所谓多元倾向就是媒体、企业、学术、职业团体、非政府组织乃至合法的社会运动、宗教团体，都是形成社会相对独立的可以发展公共空间、可以发展公共文明的基础。多元并不表示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公民社会的出现，因为公民社会有两个条件。

　　其实我们今天来考虑，只有美国公共社会发展比较好，但是也造成比较多的混乱。德国、法国、英国等公民社会都没有政府有权势，比如法国政府工作人员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劳工群体，这两个条件第一个相对独立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力，另外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都对中央政治决策可以发展出一种压力、一种批判、一种赞同。和谐社会可以为这种民主观念创造条件，但必须多元、必须开放，必须有真正强势的制定能力，而且鼓励至少是宽容，对各种不同的批判、各种不同的问题能够从长计议。一方面是从上到下的活力，另外是从上到下的智慧。所以21世纪的领导讨论非常多，必须注意经济资本以外的社会资本。比如我觉得财经大学有很多社会资本，虽然不能量化，你感觉有学术活力，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建筑物非常好，整体设备非常好，但是没有什么沟通，这个学校就没有社会资本。另外除了科技能力以外，要重视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要注重伦理智慧，这些都是无形资产。而这些无形资产对于一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

　　因此我认为应该要超越科学主义不是超越科学，不是超越科学理性，也不是说用科学建国有任何问题，但是科学主义的本身是一个意识形态，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来理解，比如现代最新的科学精神，第一个不像启蒙时代，科学理性是一个理智的光，这个光芒照射就把黑暗驱逐了，那么理智的光向前发展，所有宇宙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的科学精神，我越知道我不知道的，而且应该知道更多。我的理性光芒向前扩展、向前发展，我的所谓的无知之木也在扩展。越知道不知道的还太多，越搞的小的，比如分子、离子，越小的还一样复杂。不管是物理学家，各种重要的科学家非常谦虚，我本来想讲一个例子，因为时间关系不讲了。

　　为什么要超越科学主义，这是我要进一步谈的。目前中国情况发展势头非常大，但是生态环保和社会和谐受到非常大的冲击。1978年，我第一次回国，取水样，要对河流重视，这是1978年。1972年，世界第一次环保大会召开，中国的代表不签署世界环保大会的基本宣言，因为经过罗马俱乐部的研究，人类的发展是有极限的，必须要持续发展。当时中国代表团说人类发展无限，当时也提出科学技术是有限的，当时中国代表说科学技术万能。但是有一点，周总理让曲格平建立以官方为主导的无政府组织。工程观念当然很好，要建构，但是如果不了解工程建后所发展的不可预期或者无法预期的不良后果，这工程可能造成很大的破坏。举一个例子，在15年以前，管理学一个重要学者叫比特圣吉，说中国是一个关键，中国能不能不走汽车工业的道路，如果中国走这个道路，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悲哀。现在大都市开始，北京、上海、广州，现在杭州也开始了。

　　在17世纪启蒙刚刚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思想家，西方法国的是以儒家作为他们的参考文化，中国作为他们的参考社会。可是18世纪中间沟通缺断了，欧洲的工业革命、欧洲的创新、欧洲价值的转化都出现了。所以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虽然中国当时的经济还是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当时中英贸易全部是顺差，因为英国要中国的茶、棉、手工艺，甚至农产品,而中国不需要英国任何东西。英国国会受到商人的压力，开始讨论要不要把鸦片合法化的问题。一个重要的政治家说假如大英帝国把鸦片合法化，那将是大英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但还是合法化了。但是中国无知并且傲慢，经过两代人，就变成了东亚病夫。这段历史我们非常熟悉，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低谷。21世纪会出现怎样的现象，以前世界银行总裁叫做沃夫森，最近在哈佛欧洲中心发表一篇演讲，说欧洲必须注意亚洲的兴起，亚洲的兴起主要是中国。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是世界的一半，后来出了很大的问题。他的预计就是2050年，14、15世纪发展的趋势又再次出现，中国加上俄罗斯、巴西、南非等，这个经济势头会很强势。当然中国因为人口很多，所以人均不会很高。所以中国以和谐社会为基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是任重道远，所谓任重就是中国的发展绝对成为发展国家所关注的，现在欧美也在关注。中国的发展不仅对中国、对东亚、对世界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应该是任重。为什么道远呢？这是一个漫长长远的发展，但是发展过程中间会碰到很多困难，最怕的困难就是到了一个极限，假如你再发展，下来的时候就不是逐渐，而是一个强势的。汽车文明碰到这个问题，生态环保碰到这个问题，能不能以智慧面对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刚才郑教授提到，三大思潮。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自由主义特别突出市场经济，乃至民主化、言论自由。社会主义注重平等，注重农民，注重弱势群体，注重社会的基本安定和和谐。儒家人文精神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也是文化复兴不可缺失的价值。如果大家在同一个平台上能够和平竞争，把儒家弄得给好，把自由主义弄得更深刻，把社会主义弄得更全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也许会出现张岱年先生期待的众生和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