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晋文化中，表现最为活跃的文化因子是大漠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冲突交融，这对山西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古山西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处的地区。伴随着中原地区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如潮水般的南下，与中原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山西就恰恰处在中原古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毗邻山西的鲜卑、匈奴、契丹、羯等部族大多“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由此，战马驰骋，胡笳悲鸣，演绎了一出出大漠游牧文化与河东农耕文化交融汇合的悲喜剧目。在“战国七雄”中，正是由于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等一系列军事改革而日渐强盛，成为当时唯一有力量与“虎视何雄哉”的强秦抗衡的国家。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族，后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政策，改汉姓，着汉装，说汉语，鼓励与汉人通婚，国力强盛。文化的渗透力量是原始而巨大的，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碰撞冲击中激发了蓬勃旺盛的生命激情。三晋大地是中原文化的摇篮，也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咽喉之地。长期以来，北方少数民族挟带着大漠朔风，策马扬鞭，云集此地。因此，大凡少数民族为王称帝的都兴起于山西。建立北齐的高欢父子是鲜卑人的后代，他们高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玉壁城，正是在山西稷山县城西南6公里的柳沟坡上。又如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后汉刘知远无不是依托山西而争得天下。其实，山西佛教的第一次辉煌，正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巡礼于山西的崇山峻岭间，许多寺院皆始建于这一时期，如大佛寺、悬空寺、觉山寺、玄中寺、双林寺、法兴寺、金灯寺、青莲古寺等。仅五台山一地，北齐造寺即达二百多所。此期的石窟造像更是多得不可胜数，著名者如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南涅水石刻造像，武乡北良候村北齐石刻造像等。令人感叹的是，就是在这样动荡的战乱年代，三晋大地都营造了这么多的佛寺石窟，这确实值得佛教文化史专家去认真探究。从其表面现象看，在此变幻无常的战乱当中，人们雕刻造像从中足以表达他们希冀通过这种功德，祈求现世安稳和未来幸福的心情，同时也反映了此期佛教作为国家宗教的传统。如果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其实可以更深切地体察到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态势。南北朝以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正统的儒家经学被冲击得荡然无存，九品中正制的等级观念在残酷杀戳的现实面前也束手无策。显赫一时的皇室贵戚，曾几何时，已灰飞烟灭，“昔日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而在晋朝作人质的刘渊反倒成就了一番帝王霸业，羯族人的后代石勒更以一介奴隶成为后赵的开国之主。尽管当时“华夷”之辩仍作为一种民族心理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但眼前“胜者王候败者贼”的无常格局又形成一种多元的文化价值取向。所以，一方面少数民族统治者不在沿用儒家的“正朔”之说，而公开宣称“佛为戎神，正所应奉”。另一方面，在儒学衰退、玄佛兴盛的文化背景下，又历史地将错就错地把当时已在社会上广泛传布的佛教奉为正统思想，并改造成为具有典型北方特色的佛教。所以当时的崇佛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统一的思想基础。这种矛盾的文化选择观和洒脱的无常思想为佛教提供了无比宽松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
　　山西是一个佛教大省，同时自古以来又是商业发达的地方，晋商曾是“海内最富”，二者之间其实有着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深厚联系。在山西这块黄土地上，民众一直在探求着一条生存之路，这种探求既有精神家园的寻觅，又有现实物质生活的建构。史载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自然条件并不好，那首撼人心肺的民歌《走西口》便生生唱出了山西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不易。最贫瘠的土地最易生长宗教的花朵，最苦难的心灵最易萌动致富的欲望，信佛与经商看似两个不相干的极面，在山西人这里化为一种世代追求永不泯灭的理想和执着。生活的极度贫困导致对精神生活极致的赞美和夸张。佛教成为无情世界的感情，成为山西民众永世难忘的梦。同样生活的极度贫困，使“走西口”的哥哥，抖落一身尘土，带着黄土地的淳厚，堂堂正正地步人睨视海内的一代财雄之列，山西也就拥有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所以，本以生存为初衷的奋斗耕耘，最终收获的是灿烂的佛教文化和富甲天下的果实。早在春秋时期，山西已出现自由商人，在运城经营牧业、盐业的猗顿，成为“富拟王公，驰名天下”的一代富商。从汉唐至明清，长城内外的物质交流，大都由山西商人进行。晋商不仅执国内商界之牛耳，且称雄于世界市场，以致传言“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的足迹。”连马可?波罗都称赞山西“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此外，宗教的神圣崇高就在于一份虔诚的情怀，经商靠的也是一种“童叟无欺”的信义。若论山西佛教文化和商业文化血脉精气相融合的契合点，莫过于看山西人的“关公”信仰。关公的人格形象是忠肝义胆、诚信磊落。他以勇立功，以忠事主，以义待友，可谓大义参天，精忠贯日。这一万极人世的人格形象深深浸润着中华传统儒、释、道文化的理想精神。基于此，佛教更将其奉为护法神，商界则称其为财神，二者对关公的崇拜，都在于关公身上所体现出的信、诚、义。至今在山西解州的关公故里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关公金秋大祭。过去，山西人每至一地经商，一旦发达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修建关帝庙。山西商人最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众多的票号并无法律来约束，面对如许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的放纵习气，而是制定了严格的“号规”，如“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等。一个票号经理李宏岭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山西人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忠义笃厚的人格、豁达雍容的气度、广施博爱的襟怀，又怎能说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佛教和商业文化的社会环境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