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琦教授指出，如果同时具备了以上这10条，当然最好，但通常很难有这样的“完人”。只能说，具备以上这些条件越多“波罗密”就越高，因此，波罗密换句话说就是可接受的程度（ acceptability）

泰国的威权政治领袖中，披汶·颂勘元帅，沙立·他那叻元帅以及炳上将等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具有“波罗密”人物之代表:

披汶·颂勘元帅:军人出身，担任多项重要职务，如:陆军司令、三军总司令、特别海军司令、特别空军司令、政府总理、内政部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教育部长等。此人君子风度，谈吐悦耳，举止得体。在国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个人魅力。

披汶·颂勘元帅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耳轮低于眼眶，泰国人笃信面相，披汶由此得名布拉戈“blaek”，义为:特异、奇人。

沙立·他那叻元帅:军人出身，担任陆军司令、三军总司令，政府总理，警察总监等要职。此人说话声如宏钟，给人以威严之感。处事决断，言而有信，军中部属及百姓都对其惧怕三分。

他有自己的实业，直接或间接参与多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的经营活动，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尽管人们相信这些巨额财富都是与他的权力有关。仅去世后被查封、没收的财产就以数亿计）。

沙立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手中握有仅寥寥数语，但赋予总理绝对权力的“临时宪法第17条”。

炳·廷素拉暖上将:军人出身，担任陆军司令，内政部长、总理等。此人一生未婚，以正直、清廉著称。谈吐稳健，君子风度，在军队和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新闻媒体和泰国人称其为“炳爸”。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波罗密与权威的实质性关系有2条:

1，波罗密是前世所为，是一种造化，不是凡人所能祈望的，因此，对有波罗密之人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只有认同。

2，对于绝大多数憧憬权力和财富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波罗密。

这就为权力找到了一条有绝对性特征的合法性基础。因而，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一是只有认同别人的波罗密，二是自认须继续去修炼，以求获得更多的波罗密，以求来世的造化。这种思想和“积德行善－作孽”“现世－来世”等佛教思想相结合，为威权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更加圆满的道德伦理依据。

二，关于“积德－作孽” 及“前世－现世－来世”

在泰语中，积德行善（punya）常与波罗密一起连用，即:punparamita 。与波罗密比较，积德行善更多指因积善行而成的功德、造化，在很多地方中文也表述为“福”或“福气”等。“作孽”（bap）与之相对应，是指一切恶行。这一对概念是解释获得权力及财富或者遭受挫折、惩罚的原由:认为人们现在所处的地位都是因“善恶业”所生之果，因此，更多属于“前世”的范畴。对于前世的积德行善也好，造孽作恶也罢，现世人统统无能为力，对自己而言，只有认命，对别人而言，则只能是认同，即《瑜伽师地论》中所谓 “已作不失，未作不得”。

对前世的认同，并不等于在现世全然无所作为。在现世，佛教教育人们要去积德，而不要行恶。在泰国人的日常生活中，pun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佛事活动中诸如:为和尚化缘、去寺庙上香都称为thampun,即“积德行善”。而世俗活动中的一切施舍、一切为他人、为社会做的好事、善事，都是thampun，即积德行善。反之，一切贪婪、损人、自私、杀生等行为，都是恶行（pap）。

佛教的基本关怀是来世。现世对于前世来说是来世。现世的成功或失败可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因此，不管是成功或是失败，都具有极大的昭示作用。来世是希望和憧憬的所在，而来世的希望在现世。这样，人们就生活在了这样一个信仰的思想链之中:前世――认同，现世――修行，来世――希望。对于威权政治而言，这就获得了一个有广泛社会基础和深厚历史渊源的认同来源。

如上所述，积德行善（thampun）是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的先天因素。这一条在泰国信众中根深蒂固，事实上，现在已经很难将世俗文化与宗教信仰区分开来，积德的思想已经深深地融入世俗文化之中，成为人们判断、认同权威的一个基本的依据。

“积德”与“转世”常常是互为因果的一对概念。成书于素可泰时期的《三界经》（draiphumphraruang） 和《三界经论》（draipkumvinichaikhatha）中已经阐释了转世的思想。数百年来，凡是关系到权力的获得或承传的事件，其合法性的来源都与都是前世积德，或英雄转世有关。甚至民间的聚众起事都从这里寻求合法性。“积德（bun）是前世行善的结果，行善积德的多寡，决定了今世的地位。有福之人是因为前世积德深厚，以至成为帝王，并以他的福气泽被众生” 。 如近代300年以来，泰国东北部的农民曾多次与地方官府发生冲突，起事的农民首领都以有波罗密之人、积善之人或有福之人自称（phumibun），以至在泰国的历史记载中将这类事件统称为“福将起义”事件。这些农民领袖往往称自己为某某前世英雄转世，祖上积德，绵延数代，今日托生，始成领袖。而这些故事并不是信口编造而成，其根据均来自前述的 《三界经》（draiphumphraruang）及《三界经论》（draipkumvinichaikhatha），他们知道，这些故事在农民中广泛流传，有着极深厚的认同基础。“权势人物以‘积德’为借口，说，现世的穷人和没有权力之人，就是因为前世未积德，而富人和有权之人，则正是因为积德所至。因此，现在的穷富、有权和无权，是命中注定，你只有认命”。

宗教是一种信仰，它为人们提供了伦理道德的戒律，同时建立了一种决定论和一元论的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能满足人们对确定性价值的追求。这种价值体系体现在泰国的政治文化中，就是“认同”，即对命运与现状的的认同。这个认同包含三个方面:1，对极少数拥有权威与财富的人的认同，2，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现状的认可，3，对所向往的权力与财富的追求。

宗教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的超自然、超人间、并且能够主宰自然和社会的神秘力量。因此，这个“认同”的威力非同小可，它使得威权政治也具备了相当的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秘力量。1932年以来泰国政坛的历届威权政治领袖，无一例外地罩在这个神秘力量的光环之下:从家世、学历、经历、资产、个人的禀赋直到面相，都能为获取了权力的政治强人或聚敛了财富的富翁找到合理的超自然、超人间的理论依据。由此可见，佛教思想对威权政治的产生及其合法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