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师，每当看到学生取得新的成就，都会像看到儿女成长一样有深切的感受。手头的博士学位论文《论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的文化传统与当代变迁》，让我看到，经过香港中文大学的三年寒窗，民康在学术造诣方面登上一个新台阶。我作为他大学阶段（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的授课教师和硕士学位阶段（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的指导教师，心中的愉悦自不待言。

　　我对民康的了解，从1980年起，至今已有20多年的时间了。当年正是文革之后百废待兴之时，各个少数民族地区都有一些有才能的青年音乐工作者，他们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音乐创作实践经验，但没有机会接受比较正规的系统的作曲专业教育。而我和其他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在多次去各个民族地区采风、招生的过程中，已经比较了解他们的能力和水平，和他们对于专业学习的迫切要求。1980年，民康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的作曲班，班上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来自西藏、新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等遥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深知系统专业学习的重要性，也深感宝贵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十分勤奋，由于他们都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因而在作曲及技术理论课程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这些民康当年的同学后来在各地都有优秀的表现，创造出不少杰出的艺术成果。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这个班同学们的音容笑貌，和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充实而愉快的教学生活。

　　 实际上，民康从中央民族学院结束学习生活返回云南后，即开始了他民族音乐学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他多次争取机会深入边境民族地区，调查、采集民族传统音乐，一步一步地夯实自己学术研究的基础。正是由于他扎实的田野工作和比较细致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在1986  年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时，他提交的有关云南打洛地区布朗族民间音乐考察的论文，被当时的音乐学系系主任蓝玉崧先生认为是当年考生交送的最好的一篇。

　　 民康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十分刻苦，十分主动，而且悟性极高。他像海绵一样快速地广泛地吸收主科与其它相关学科的知识，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我察觉到他在短短两年的硕士研究生阶段，知识面大为扩展，认识的深度也有提高，在学术的总体水平方面明显地取得了质的变化。这不但表现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和水平，更明显地表现在他随后写作的专著《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

　　 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和毕业后留校工作期间，民康多次获得对云南、西藏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与宗教音乐的采风、考察机会，能够较长时间地深入云南边境傣族村寨和小乘佛教庙宇，考察民间仪式音乐与宗教音乐，并有机会接触到西藏民间音乐与藏传佛教音乐，这些经历使他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和极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在这个阶段，民康发表过多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

　　 从1999年到2002年，民康考取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攻读民族音乐学专业博士学位。师从曹本冶、韦慈朋、莱克、陈守仁、余少华等教授。这几位教师多曾就读于以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学科著名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们既受到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专业训练，有着系统的学科理论修养，同时又都积累了香港和中国大陆传统音乐的田野工作经验和学术成果。民康带着自己过去所打下的作曲理论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专业基础，和自己多年积累的田野工作经验，进入一个新的学习环境。当时我已估计到他在这个学习阶段将能取得大幅度的学术进展。三年过去，他确实取得了进展，而且他取得的进展和达到的学术水准超过了我的预计。

　　 傣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分布较广、人口较多、历史悠久、影响较大的民族。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傣族的传统音乐包括了民间音乐与宗教音乐两大类。但是对于傣族的传统音乐，由于政策的偏颇与认识的局限，中国的音乐学界在相当长时间里，仅仅关注了傣族民间音乐部分的调查和资料收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我和袁炳昌才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对小乘佛教（或称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音乐做了初步的调查、收集工作。但当时文革余波初息，寺院凋零，宗教生活停滞，限于主客观条件，对宗教音乐的田野工作仅是初步涉猎，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只取得有关诵经音乐和宗教乐器等十分有限的资料，认识也较肤浅。其后数年间，才逐渐明确小乘佛教音乐在南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应有的定位。因此，确切地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民康和卫立才开始对中国傣族的小乘佛教音乐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比较系统的，比较长时期的，真正意义的考察工作。而此后民康发表的多篇涉及到小乘佛教音乐的研究论文，（包括这部博士学位论文）正是基于他先后对布朗族，德昂族，傣族传统音乐所做过的比较深入的田野工作。

　　 我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强调田野工作对杨民康学术发展进程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我深感我国老一代的民族音乐学家（包括本人在内）虽然大都有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对中国传统音乐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厚的感情，并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在传统音乐的考察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由于过去社会政治条件的局限，和相对闭塞的学术环境，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界未能及时地、密切地与国际民族音乐学界沟通，进行理论研究及工作经验、学术成果的交流，因而直接影响到不少中国老一代学者存在着学术视野与理论修养方面的不足。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不少中国的青年音乐学者，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学习条件，发挥自己思维敏捷和头脑清楚的优势，迅捷地吸收国外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及有益的经验，用于中国各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条件的限制与个人对于从事比较艰苦的田野工作的思想准备不够，使得田野工作的经验和第一手资料的积累，成为不少中青年民族音乐学学者的薄弱环节。据我所知，目前，能够在田野工作与理论修养两方面都达到较高水平的中青年学者，人数仍然有限。这与新时期的社会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对于老一代学者来说，活到老，学到老，应是我们的座右铭；对于中青年学者来说，在理论修养和实际体验两方面不断完善与充实，是永远不可忽视的问题，也是老一代学者最殷切的期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