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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的文化传统与当代变迁·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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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本论文选择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作为研究对象,乃是出自民族音乐学学者进行“异文化”(other  culture)研究的本能,而非出自“本文化”(或局内人[insider])的意愿。但在众多的少数民族中选择了傣族,却不能不说带有某种  “机缘”的成分。回想1980年代初期,我于选择在云南当地发展和到北京求学深造的问题上,正经历着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结果选择了后者。在这里,我遇到的第一位  “异文化”知己是数年同窗的傣族作曲家岩宰,首位领我入民族音乐学学门的尊师,是精于傣族音乐研究和创作的田联韬教授,由此,也把我的第一次 “采风”带到傣家人聚居的西双版纳。在这里,我初次经历和认识了傣家人的泼水节﹑象脚鼓、赞哈调和佛教音乐,虽然此后曾经辗转徘徊在一些不同的课题方向上,但其立脚点始终未离西双版纳和云南西南部这块土地,所涉及的少数民族也都同傣族沾亲带故﹑泥水相连,并且在后来的几年间,在研究工作上还是又回到了傣族音乐这块 “故土”上安营扎寨。所以说,上述有关傣族文化的这几个“第一”,无疑是产生这篇博士论文的最初导因和第一机缘。

  星移斗转﹑时逝光迁,恰好20年后,我又面临了另一次新的人生交叉路口,并选择了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发展深造。这里的未名湖校园依山傍水,风光绮丽,我们日日穿梭﹑驻足其间而乐不知返。但是,无论是在学习或生活上,给我感受较深的还是香港独具的  “两文三语”中外交汇文化环境;给我影响较大的,则是提倡对各种族群文化广泛包容﹑兼收并蓄的中大学风及综合大学特有的多学科结合治学方法。在港三年,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本论文的写作上,得到了本系和本学科教授们的许多指教和帮助。各门课程中,  “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J.  Lawrence  Witzleben教授)和“仪式音乐研究”  (曹本冶教授)这两门课,通过阅读许多英文为主的文献,使我对西方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界较新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及其对多元音乐文化(尤其是同本论文相关的东南亚音乐)的关注增加了认识,拓宽了眼界,并促使我在学位论文的写作和参加学术会议所提交的论文里,尽力地去融入这些新的知识,不避浅陋地去开拓新的思路和发现有用的观点。由Harrison  Ryker教授和J.  Lawrence  Witzleben教授开设的“文献书目与研究方法”课,使我对西方学界有关论文写作的一系列学术规范有了明晰的认识,并通过其它老师的课程﹑所参加的科研课题和学位论文的写作,得到了实际的锻炼。

  就学期间,笔者获曹本冶教授邀请,参加了由其主持的本系研究课题  “中国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的曲目﹑风格及传统研究”,从而在田野调查(1999年12月于云南怒江州,2000年4月随曹教授于西双版纳)和论文写作方法以及培养大型研究课题的组织能力诸方面,得到曹老师适时的指导和关照,并获得考察经费上支持,为写作博士论文打下了必要的实践基础。进入博士论文的写作后,从拟定提纲﹑动手写作,一直到论文完成后的修改,曹本冶教授都给予了具体周详的指导,提供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并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把关。此外,在整个学业过程中,院﹑系和研究生部罗炳良教授﹑陈永华教授及余少华教授等在学业和生活上一直给予关怀和照顾;许多朝夕相处的内地和香港同学,均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上给予许多帮助,谨此向上述各位表示衷心的谢意!

  此时,还要感谢一直对我的学业给予支持和鼓励的老师田联韬教授,王次(缺字火+召)教授﹑袁静芳教授﹑陈自明教授﹑蒋菁教授﹑樊祖荫教授﹑杨沐教授﹑田青教授﹑张公瑾教授﹑王国祥教授等。

  让笔者难以忘怀并需特别致谢的,还有1996和1998年的两次赴西双版纳调查期间,旅美学者卫立先生及美国“地球观察基金会”考察队的外国朋友给予的合作与协助。在考察队里,我和卫立作为课题的主要承担者,与其它自愿人员(工作助手)协同行动。多年来,卫立先生不仅是多次考察的伙伴,而且是在工作与学习上对我帮助和影响较大的同道朋友之一。外籍队员给人的感觉是特别守职尽责和团结互助,有关他们的往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年逾70多岁的中学退休校长Babe  (Robert  Schilling)由于视力不佳,有一次在村寨里,头部被屋檐上的坚物撞了一个窟窿,血流不止,仅到附近医务所略微包扎,便一定要回来坚持工作,直至考察结束。在那一期考察队里,另一位同样是70余岁的美国妇女Jane  Mooney,同Babe一样,越是艰苦难行之地,总是他们俩人冲在前面。其刻苦坚韧和自立好强的精神,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两次调查工作是本论文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没有他们的帮助,这篇论文的完成是难以想象的。

  中央民族大学张公瑾教授﹑云南民族学院玉康教授﹑德宏州文联龚肃政先生和冯霄先生,潞西县人大委员会赖永良先生等为我翻译了大部份经腔和歌曲唱词,在此谨致谢意!

  在历次实地调查过程中,还应该感谢以下曾为我担任向导和口头翻译﹑提供有关研究资料和各种帮助的各位傣族地区师友:  各位老师前辈征鹏﹑岩捧、刀世勋、刀金祥、岩温扁﹑刀新华﹑康朗庄﹑方正午﹑银曼罕﹑杨景和等先生;都龙庄﹑都麻哈香﹑都麻哈庄﹑伍并亚温撒﹑伍洼达﹑田岩章﹑康朗罕商(都罕商)﹑康朗良(都良)﹑康朗三稍(都三稍)﹑康朗新(都新)等比丘大德;布朗族朋友岩香南﹑玉甩中﹑玉坎叫,岩大甩﹑岩卡木兑,岩赛坎﹑岩尼妹等;德昂族朋友﹑杨忠德﹑田大等先生;我的昔日同窗岩宰﹑董秉常﹑刀洪永﹑李利明﹑刀宝洪﹑岩罕﹑玉罕并﹑刀丽芳﹑玉甩等。此外还有其它知名和不知名的当地朋友﹑当地各级政府和宗教﹑文化部门领导﹑工作人员。

  最后提及,但尤为珍视的,是我赴港三年来,妻子邹丽萍女士无怨无悔﹑不辞辛苦地承担了从育女到持家等一切琐务。小女烁儿年纪尚幼,所幸的是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自持自重,而且业余习乐有成,她的快乐充实让我感到欣慰,并得以一心专注学业。笔者以不惑之年远离尘嚣,面壁学屻,是师友﹑亲人的理解支持,化解了我的疲惫和辛劳。值此论稿出版之际,谨奉上一叶感戴之情,以酬各位师友﹑亲人之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