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传道法师也不管一般的异样眼光，率尔於民国八十年投入净化选风的政治关怀运动，以召开记者会、连署、问卷调查、游行、拜会、演讲、座谈会等等一连串的行动，展现政治人物不能忽略的改革呼声。法师的理念是：政策的良窳关系到众生的生活、生命和生计，政治人物的观念行为，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而且更重要的，菩萨的救苦救难，不应只是事后的救济，而应防患未然、洞烛机先！因此他觉得：净化政治才是解决社会苦难的「治本」方法，政治正是人间菩萨最隹的实习道场。

　　传道法师迥异於一般僧人的果敢行动，获得不少来自教外的掌声，他因此结识了不少社运菁英，社运界也好与他一起携手推行环保运动。他曾表示，自己实际推动生态环保的动力，除了得自於印顺导师所提撕的依、正二报相依相存的缘起观之外，主要得自於台湾环保前辈林俊义的启发，以及吸收保育人士陈玉峰有关生态环保的实务经验。

　　换言之，传道法师的社会运动，系以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为活水源头，他从佛教的「缘起」理念出发，本着凡夫菩萨的特色：具烦恼身、正信正见、悲心增上、力行十善、利他为重、护持正法；以印顺导师「人间佛教」——此时、此地、此人的关怀与净化，作为奉行不悖的圭臬。他念念於心的，是要将得自於印顺导师人间佛教的法益弘扬，以及将佛陀本怀落实於现代社会——建设人间净土。

　　有很多社会关怀事件，传道法师是与昭慧法师南北呼应，甚至是共同从事的，例如思凡事件、反婴灵事件、援救马晓滨事件、反「抓春鸡」事件、以及反挫鱼运动等等。因为有两位法师一南一北所发挥的作用，打破了外界觉得佛教软弱怕事的不隹印象，让台湾佛教界的社会关怀事业，呈现出勇猛无惧、光明开朗的崭新气象。

　　昭慧法师是中国佛教在台湾光复之后，首批在台湾养成而力求改革旧有佛教习性的一代。法师初始投入社会运动，乃是基於一股护法卫教的使命感，起因於民国七十六年四月「国文天地」杂志刊出一篇污辱僧尼的文章。从此以后，法师便一次次地投身於护教大业，后来更由於一股「不忍众生苦」的悲心与济弱扶倾的正义感，投身社会关怀乃至政治争议的地带。

　　昭慧法师认为，实践大乘佛教的救度精神，没有争议性的慈善救济是不够的，因为社会许多的灾害，背后都隐含人为因素在内，人为灾害则往往牵涉政治的不公正与不公义。然而，由於中国佛教长期在「亲善政权」与「逃尘避世」的两极中摆荡，大多时候只有在政策或法令危害佛教权益时，才站出来大作不平之鸣，而无法发挥清明政治的积极功能。这样的状况，在思凡事件之后昭慧法师与外界接触愈多，才愈感觉到外界对於佛教的不以为然与轻视。这令他深深反省：如果佛教要获得社会更多的尊敬，宗教师应该要超然於「被（政治）收编」与「被（政治）消音」这两种角色以外，成为弱势的代言人－－而不纯粹是「自己宗教利益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