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日月如梭，沧海桑田，变化之大，古今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后，随着高科技发展、经济一体化、信息化等，变化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种宗教信仰直面相对，何去何从，千姿百态。面对新的千年，两岸佛教何去何从？两岸佛学研究与教育如何交流、发展？笔者以为，尽管古今有异，佛教的本质是不会变的，追本溯源，温故可以知新，借鉴历史经验，特别是在借鉴中了解古代长安佛教的发展特点，应有所启发，不无裨益。

　　大致说来，以唐末五代为分界，中国佛教历史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一千余年，是从佛教传入到兴盛的时期；后期一千余年，是在前期已经基本定型的基础上发展和衰落的时期。在前期，特别在二秦、隋唐时代，长安是这一时期的译传中心。长安佛教之最大贡献就是各个宗派的建立，印度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国佛教在这一千多年中，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力，若以长安佛教为例，则表现在学术性的特点上。发达的佛学研究与教育的兴盛对长安佛教发挥了指导性作用，而由于长安佛教的地位与影响，进而指导与促进了全国佛教乃至北传系统佛教的兴盛。

　　那么长安佛教兴盛的原因何在？ 

　　　　一

 　 首先，长安佛学与长安文化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那么”水”如何？源头何在？亦即长安佛学寄托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

　　 第一，长安地区有利的文化传统与氛围。在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中先民的生产方式、文化风格，与其它地区以本地域传统为核心而凝聚、升华的齐鲁、巴蜀、荆楚等不同，这里的文化主体性不鲜明，没有所谓的主流文化，在中原文化圈里也不处于中心地带。数千年以来，长安地区处于多元文化结构的状态，各民族文化杂处，诸种成份并存，培养形成了宽容与活跃的文化性格。

　　 第二，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长安地区是十三个王朝的京城所在地，周秦汉唐，人文荟萃，东西交通发达，有比较集中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以及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印度佛教思想有利于与中国最深层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印度和中国都崇尚和平精神，佛教的大乘思想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理想一致。因而尽管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却得到了大多数王朝的认同与支持。

　　 第三，隋唐时代的国家统一和对佛教的支持。隋代国家统一，给南北分张的中国佛教思想之交流带来了恰逢其时的机遇。特别是隋代，隋文帝代周自立不合儒家传统，更由于承北周苛政之后人心思安，以及隋文帝个人信仰的原因，支持佛教有历史的必然性。唐代初期虽有道先释后的国策，但仍在”竹分丛而合响，草异色而同芳”[1]?的政治理念指导下实施。例如经典翻译，隋唐两代登给予极高的重视，都作为国家文化事业对待。延及社会风尚，佛教的信仰与佛学的研究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知识界的尊崇，义学僧被誉为”清流”[2]?。总的来看，隋唐两代对宗教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

　　 诚然，长安佛教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遭受挫折的个案很多，”三武一宗法难”中的”三武”源于长安便是证明。但这也说明了长安佛教的活力所在，巨大的挫折并未使其消沉。每次法难维持的时间都比较短，之后佛学便有新的飞跃，佛教之品位也有质的上升。这种活力与生命力是内在的。从佛学的发展来看，”三武一宗法难”都处于佛学的低潮期。在这些时期，僧尼的数量异常庞大，每次法难都沙汰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出家众。佛学发展的高潮期，人数并没有这么多。尽管有各种原因，学术素养欠缺导致僧伽素质不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长安佛教的学术性及其特点。简而言之，大略可以归纳出下面几条。

　　 第一，长安佛教的学术性特点首先反映在领袖身上。综观长安佛教历史，西来传法译经僧不必说，中土领风气之先之僧人莫不为义学大德，从法护、道安到鸠摩罗什，从隋代”六大德”诸”众主”到唐代诸宗师，无不一学术造诣精深，集研究于教育于一身，虚怀若谷，甘为人梯，著作累累，门下桃李成蹊，有极高的成就。这些领袖秉继承与融会之精神，信仰坚定，学术专一，立身严正，御下有方，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尊敬，以楷模视之。

　　 第二，研究与教育，互为表里，围绕义学大德形成若干学术研究性僧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领袖的带领下，发扬了集体的智能。如道安僧团，鸠摩罗什僧团，信行僧团，玄奘僧团，不空僧团等等，各有导师率领，各自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所谓六家七宗及三论、唯识、律、华严、净土、密，甚至三阶教，皆发轫于学术研究，然后广布于师资传授。这些派别的性质，本质上都属于学术领域。”宗派”二字，虽有中国特点，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世俗派别，主要指学术领域之分野。

　　 第三，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务真求实，学术性及普及性相结合。包含两个方面，在理论上的求实何实践上有的放矢，应机而施教，普度众生，在学习印度上，目的明确，法显、义净赴印，为了求律，玄奘西行，意在瑜伽。长安译传印度佛学，尽可能忠实于原义。但毕竟中土与天竺不同，自然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如道宣创立南山一派，作”南山五大部”之外，认为：”前代诸师所流遗记，止论文疏废立问答要钞，至于显行世事方轨来蒙者，百无一本”?[3]因而又编写《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章服仪》、《归敬仪》、《护法仪》、《正行忏悔仪》、《量处轻重仪》等知识性读本，对下层僧众广泛教化。又敢于开天下风气之先，作《关中创立戒坛图经》，筑戒坛，实践新法。

　　 第四，批判与创新精神。这一点最能反映长安佛教的学术性特点。长安佛教历来学术气氛浓，表现在讲论与著述上。长安寺院，都有讲论的风气与制度，有教授式，有辩论式，有群体讨论式，形式多样，互相批判，互相学习。罗什译经，从罗什到大众，逐次讲论，曾与佛陀跋驮罗门下辩论不已，甚至分道扬镳。又如隋代日严寺集中了众多江南义学僧，”并海内杞梓递互相师，每日讲乘五轮方驾”[4]。即如玄奘，门下也敢批评不宜”以凡语增加圣言量”[5]，玄奘虚心接受。《大藏经》中真正的佛所说只占少部份，大部份可看作学术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在对前人学术思想批判的基础上不断的完善、创新。如《四分律》相部、南山、东塔各派，各述己见，互相批评，由讲论而至著述，非常尖锐。发展就是在不断地批评与创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