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今天两岸佛教，同根同源。近五十年来的发展略有不同，然殊途而同归，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故此，对两岸之佛学研究与教育作一体化之考量，亦无不妥。

   和古代长安佛教相比较，今天的佛教与佛学寄托的基础全然不同。

　　 古今相比，客观世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近代，世情多乱，国是日非，加上西学的冲击，佛教与佛学都呈风雨飘摇之势。如近代震华法师所感慨：”此值东西文化沟通之际，凡百事业，莫不步入竞争阶段，新兴团体，日有所起，狂风骇浪声声震憾山门，使门内人大有稳坐不得之慨。”[6]如政教关系方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与古代相比已经下降了许多，政教分离被确定为原则。资本经济已成发展潮流，且已定型，使寺院经济来源发生重大变化。文化态势方面，西学来势凶猛，求法取经的年代早已一去不返。承担终极追求使命的宗教理解，遭受多元化观念的冲击。佛教之信仰形式，各国各民族表现不一。等等。

　　 与长安佛教文化的时代相比，虽相差千年，但仍有可比之处，仍有相同之处。

　　 主要的相同之处首先在于佛教信仰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没有改变。作为代表东方文化精粹的佛教，经两千五百年积累，与其它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共同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及物质财富。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只有进一步发展不可能被替代。

　　 从具体方面来与长安佛教的时代相比较，略而言之，有以下三点。

　　 其一，学习的需求相同。

　　 其二，多元化的氛围相同。

　　 其三，创新的现实必要性相同。

　　 两岸佛学研究与教育性质相同，面临的根本问题也完全一样。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佛学研究与教育的现状存在一些差别，即基础不同，发展的水准不同，各有优长之处。除了地区性文化背景的差异外，主要原因在于1949年之后的数十年隔阂。

　　 台湾佛教的独具特色虽只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发展极快，吸收了斋教的特点，亲近了下层民众；摄取了日本佛教的长处，与本地区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借鉴了西学的方法，提高和拓宽了知识层面。至于佛学研究与教育，已呈百花齐放的状态，以与世界佛学相沟通。

　　 大陆佛教自从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经历了三十年的低潮。1980年之后，也以较快的速度恢复。佛学研究也是如此，至1980年才在西安召开了首届全大陆性的佛教专题学术会议。目前大陆的佛学研究有教内、社会科学院、高等学校和民间等四方面的力量，有效整合不够。客观的评价，这二十年的佛学研究带有恢复性，表现在培养人才，抢救资料，建立联系，设置机构等基础工作上。目前仍囿于文、史、哲等旧学科的设置，理念落后，方法有待提高。大陆地区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相对于极丰厚的佛教人文资源，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亟待去做。

　　  四

　　以上对古代长安佛教之文化基础与佛学特点作了简单的回顾，又对两岸的佛教与佛学研究现状作了粗略的分析。两岸佛学研究与教育，同根同源，同呼吸，同命运。针对今后的发展，似应有以下启示。

　　 首先，融会贯通东西之学，纳东西之学于佛学之内。佛学本来就是智能之学，具足海纳百川之雅量。在这方面，法鼓山在圣严法师的带领下，优长于佛学研究与教育，在台湾独树一帜，很有古德之气象，自应肩之重任，发扬光大。

　　 其次，应机施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回避当今社会提出之任何问题。释迦教化众生，不分贵贱，游行于世俗之间。长安高僧，应机施教，研究与教育并行，学术与普及不悖。

　　 再次，勇于创新，革除流弊，与时具进。佛教的流传本身就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递进关系，其中自然包含着三方面的因素：沿用、变通与革除，否则，无法创新，无法进步，也就无法流传。那么，无容讳言，佛学研究自应回答沿用什么、变通什么和革除什么的责任。如太虚法师所云：”顾震旦之佛法，又隋、唐为全盛，六朝以往，发端而微；五代以降，残废而偏。欲复震旦佛法大全而扩充之，则又当取隋、唐诸宗师学为依止也。”?[7]太虚法师倡导”当取隋、唐诸宗师学为依止”之意，也在于隋、唐诸宗师的创新精神。如戒律制度，古代的中土与天竺在精神上虽无二致，但在实际的施行中已有了不少变化。

　　 最后，两岸互补，扩大交流的深度、广度。今古相同，两岸所面临的是共同的问题，解决问题自然须两岸携手，优势互补。两岸交通仅有十余年，还未脱离互相了解的阶段，距实质性的学术交流尚有距离。例如台湾对西学的了解、先进的方法与手段、研究成果水准与积累、研究与教育机制等，都值得大陆借鉴；大陆对于各民族文化的考察、丰富的研究资源、新发现的资料、不同地域与阶层的研究成果等，也值得台湾参考。

　　 总之，探讨两岸佛学与教育问题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很有现实意义的紧迫性。以上只是站在学习古代长安佛教经验的角度上谈一些简单的个人体会，拋砖引玉而已。

[1] 唐太宗《小池赋》，见《全唐文》卷4。

[2] 《宋高僧传》卷4《慧沼传》记载：“中书侍郎崔湜，因行香至翻经院，叹曰：‘清流尽在此矣，岂应见隔。’因奏请乞同润色新经。”（载《大正藏》第50册第728页）。

[3]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序》，《大正藏》第40册1页。

[4] 《续高僧传》卷14《慧頵传》，《大正藏》第50册534页。

[5] 《宋高僧传》卷4《法宝传》载：”释法宝，亦三藏奘师学法之神足也，性灵敏利最所先焉，奘初译《婆沙论》毕，宝有疑情，以非想见或请益之。奘别以十六字入乎《论》中，以遮难辞。宝白奘曰：此二句四句为梵本有无？奘曰：吾以义意酌情作耳。宝曰：师岂宜以凡语增加圣言量乎？奘曰：斯言不行，我知之矣”（ 载《大正藏》第50册第727页）。

[6] 震华法师《历代僧制泛论》，载《碧岩文选》，新加坡南洋佛学书局1977年3月版第4-5页。

[7] 太虚法师《整理僧伽制度论》，载《圆光丛书》之三十八，圆光寺印经会1988年8月印行本，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