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有维　原载《上海佛教》1989年第2期
　　最近持松法师的一位弟子来问我关于《持松法师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内容的几个问题，兹将问答内容分述于下：
　　问；您撰写的《上海近代佛教筒史》(以下称《简史》)，内有《持松法师传》，传中说持松法师“往湖北当阳玉泉寺，渴祖印老和尚，叩问天台宗大意”。今《年谱》说持松法师“至当阳玉泉寺，师印光法师，习天台宗”。这是怎么一回事?
　　答：《年谱》作者搞错了。湖北当阳玉泉寺是隋代天台宗智者大师所创办的道场，智者大师曾在此讲天台宗的《摩诃止观》，也可以说是天台宗的道场。1916年(民国五年)，天台宗尊宿祖印法师住持玉泉寺弘扬天台教义，持松法师曾往拜见祖印法师，叩问天台宗大意(见《简史》20页)。当时圆瑛法师也曾赴玉泉寺参访过祖印法师(见《简史》69页)。1916年，印光法师住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弘扬净土法门，他没有住过当阳玉泉寺(见《简史》115页)。
　　问：您撰写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85页关于“华严大学”说“僧众学员有戒尘、慈舟，持松、常惺，惠宗等”，今《年谱》说持松法师“在住持常熟兴福寺时；办华严预备学校，法界院，………造就僧材甚多，著名的有常惺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答：持松与常惺两法师，是华严大学的同学。持松法师于1919年在兴福寺办的华严预备学校，曾聘请常惺法师为教务长(任教二年)，非当时学校的学僧(又见林子青1988年《法音》第9期《怀常惺法师》文)。再据持松法师于1938年亲撰《常惺法师传说：“先师月霞和尚方创华严大学于沪上爱俪园(即哈同花园)，师(指常惺)担簦(即背着雨伞)来学，与余单次(指禅堂的坐床)相邻，放参后，携手于水边林下，纵论古今，由是情愈投而交愈深。……民国八年(1919年)秋，余继先法师之志；创华严大学预科于虞山兴福寺，师（指常惺)摒挡诸务，志襄助，凡诸规制，擘划为多。民国十一年(1922年)，余东波日本(学密法)，师(指常惺)即应安庆马冀平居士之聘，创佛教学校于迎江寺。学侣浸众，成绩斐然。”(见《常惺法师全集》第四册)从以上可靠历史记载来看，《年谱》作者所引《常熟市志》第二十六编《社会志》的记载，是以讹传讹，不足信也。
　　问：《年谱》说持松法师于1931年在宜昌居士林讲《犬乘起信论》。《年谱》作者在按语中说“大乘起信论，……近人疑为中国人的撰述”。一面说持松法师讲《大乘起信论》，一面又说《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人伪造的，这不仅对马鸣菩萨造《大乘起信论》的诬蔑；同时也是对持松法师的不尊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答：关于《大乘起信论》问题，说来话长，你既然问起这个问题，我也只好作一简要的回答，你要研究这个问题，可检阅1988年北京《法音》第一期我写的《对傅撰起信论简论在教义上一点不同的看法》一文。我现在的简要回答如下。
　　首先提出关于《大乘起信论》作者的真伪问题的是日本人。梁启超于佛经无甚深研究，乃转述日本人意，亦指为伪。南京内学院法相宗的人认为论中提出“真如缘起”(真如随缘而生万法)，与法相宗主张真如凝然不作诸法、提出“阿赖耶缘起”(阿赖耶识含藏一切种子、生起万法)，是对立的。因此引起很多争论。当时在内学院主办法相大学的王恩洋曾作《起信论料简》，用唯识论的观点评述《起信论》。曾任闽南佛学院院长的常惺法师对王恩洋的《料简》提出三义(即三个观点)，进行驳议，认为“《起信论》乃至极大乘，与唯识所诠，原自不同”，故不能“以唯识家目光”来“评判一切”。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当时“在东西学术界上，曾起过很大的风波，其最后的结果，《大乘起信论》仍判为印度马鸣菩萨所作，为佛教大乘正论。(见法舫法师《大乘起信论在佛学上之价值》，载在《海潮音》第13卷1期)
　　近代杨仁山居士教人学佛，必须先读《大乘起信论》，他说“鄙人常以《大乘起信论》为师，仅万余言，遍能贯通三藏圣教”。又说：“学道之初，首先熟读《起信沦》正文，再阅注解，通达此论，则一切经典易于入门矣”。历代高僧，学者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注解著述计有一百七十余种之多，可见《大乘起信论》在佛学上的重要。你们应当深信杨仁山居士的说话是正知正见，应当深信持松法师讲演《大乘起信论》，宏扬大乘正法，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