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明　整理　　持松法师精通内外典，圆融显密，倾心弘传佛法特别是唐密大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崇，并因此结交了一大批国内外友好和同道。现简单整理如下：
　　1910年，17岁，了然法师为持师披剃，一九一二年冬，于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
　　1916年，23岁，冬，去湖北当阳玉泉寺拜谒祖印老法师，叩天台宗大意。
　　1918年，25岁，应慈法师宣读了月霞法师的遗嘱，布告持师嗣法月霞显珠禅师临济宗第四十三世位，法号密林，及继承兴福寺住持职，持师的法弟惠宗和潭月两人为监院。
　　1919年，持师在为学僧讲授《摄大乘论》的同时，编成《摄大乘论义记》十卷，太虚法师和欧阳竟无大师二老读之，顿时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竟成为知已，都说此僧将来必为佛界龙象也，心中都十分器重。
　　1921年，3月，因广州北伐革命失败而急退双溪寺住持息影上海的太虚法师，出任杭州西湖净慈寺住持，并在寺内创办永明学舍，首次邀请持师前去讲经。持师为净慈寺僧众主讲了《八识规矩颂》。
　　1922年，1月6日，持师的师祖冶开清熔禅师（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得政府正式批准，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在常州天宁寺圆寂，持师撰写了一副挽联，联云：
　　 法开虞岭，仰祖印重光入室亲承向上事；
　　 侍疾毗陵，愧孙仪未尽倚龛恳祈再来时。　　冶祖的得法弟子中有圆瑛法师、月霞法师、应慈法师、明镜法师、惟宽法师五位。
　　5月，太虚辞去净慈寺住持职，被选为佛学院院长后于9月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持师被邀请前去作开学讲课，讲授《观所缘缘论》，持师据此编成《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
　　1922年冬天，与大勇、纯密（曼殊揭谛）等赴日，拜高野山大学教授金山穆昭阿阇黎为师学习真言宗。一年后得三宝院流第五十一世阿阇黎位。
　　与持师同学的还有日本的学僧，象后来担任奈良大安寺贯主的河野清晃长老，当时就跟持师住在一起，友谊很深。
　　金山穆昭阿阇黎生于1876年，是古义真言宗中院流第六十三世和三宝院第五十世传法阿阇黎，学问高深，任教于高野山大学，已有很多著作传世，如《弘法大师的佛教观》、《秘密宝钥大纲》、《真言密教教学》、《真言密教教理史》、《大日经研究》、《弘法大师的信仰观》等。　　　　
　　据后来持师的弟子佘贵棣等说，持师未去日本之前，高野山那边已有祥征瑞兆，知道持师将去学取东密。所以，金山师看到持师他们到来，十分高兴，对于持师他们的来学，他倾钵而泻，毫无保留，而且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
　　1923年回国，在常熟兴福寺内留住了一段时间。
　　1924年，杭关监督陈鲸量和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陶叔惠，出面请持师赴杭州开坛传法，于是持师到了杭州菩提寺，设坛结缘灌顶，一个多月中，百余人入坛受法，从持师习咒印、学密法。
　　 武汉也有许多信众来请持师去武汉传密，持师赴武汉途中经过安庆，常惺法师特地迎他到迎江寺，专门为他开欢迎会。
　　 3月，湖北督军兼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以及李馥庭、汤乡铭、李开先、陈元白(曾任桂军司令)诸居士，迎接持师担任武汉洪山宝通寺住持。持师在寺内建起了真言宗坛场，自此，讲经、传戒、灌顶，几无虚日。入夏的时候，湖北遭受到大旱，应众人之请设孔雀明王坛禳雨，修到第三天时，就听到天空里雷声隆隆，继而大雨倾盆，众人莫不欢呼，自此，视持师为如来再世，前来结缘灌顶者更络绎不绝。萧督对持师大为敬服，受持师灌顶结缘，皈依密教，并且捐出巨资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和瑜祗堂，购置各种法器，请人绘制诸尊曼荼罗，希望洪山宝通寺可以成为真言宗在国内的根本道场，恢复失传千年的唐密。
　　1925年，春，直系军阀首领、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字子玉）将军在岳州的军舰上避祸，特地派副官黄澹供到洪山宝通寺，邀请持师前去给他讲解《金刚经》大意。
　　 武汉大学校长陈叔蕴其时也邀请持师到该校演讲，持师就以《缘经》为题，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结合密教六大缘起的原则，阐述宇宙万有实质问题，并详为解析，颇得师生们的信服。
　　 秋，东亚佛教大会在日本举行，持师被选为出席东亚佛教大会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代表团组成人员有：武昌佛学院长太虚、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武昌洪通寺住持持师、北京弘慈佛学院监督镜容、杭州招贤寺住持伞弘、四川佛学院主讲曼殊揭谛、哈尔滨极乐寺住持倓虚、四川佛学院讲师佛智、上海佛教居士林副林长王一亭、上海佛教居士林林刊编辑李荣祥、北京佛教联合会理事胡瑞霖、北京三时学会代表韩德清（清净）、北京三时学会代表韩哲武、北京国立图书馆长徐森玉、佛化新青年会代表张宗载、佛化新青年会代表宁达蕴、佛化新青年会刘灵华代表刘凤鸣、南京支那内学院教授杨鹤庆、南京支那内学院部员冯超如、哈尔滨佛教会理事张景南、道阶侍者开权、太虚侍者满智、恒忏、王季眉、通译潘曾荫、谢寄闲、太虚通译游如渊，共计二十七人。道阶、太虚、王一亭、胡瑞霖被推举为代表团团长。持师在会上被选为教义理事部理事，与当时日本佛教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们，如南条文雄、木村泰贤、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常盘大定、河口慧海等相识并交流，以及在京都的一次聚会中，日方十多位佛学专家，与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起讨论有关佛教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大大地增进了两国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