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佛教

　　众所周知，佛教并不是被限定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的宗教，现在传播世界各地的佛教，都是发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印度，并且经过了长时间向各地流传。在这期间，由于要和各个民族国家所原有的文化背景接触，进而为了适应各种不同民族与文化的需要，以致于使得佛教沾上了各种的特质色彩。然而佛教的基本原则，例如因缘论及因果律的观念，均普遍受到各地佛教徒的坚持，从因缘所生法的观点，便能使人舍去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从因果报应的观点，更能使人肯定道德生活的重要性。倘若放弃了这些原则，它就不是佛教。

　　所谓中国佛教，它是依据印度佛教的原则或释迦牟尼佛的根本精神，再加上中国本土儒、道两家文化若干成分，变成了普遍受中国人所乐意接受的佛教。

　　不过，从佛教初传中国，再等到中国本土佛教的形成，已经经过了三百五十年左右的孕育时代。所以初期的中国佛教，与来自西域或印度本土的佛教，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例如像佛图澄（西元二三二——三四八）及鸠摩罗什（三四四——四一三）等高僧到达中国，不仅接引而且造就了许多杰出的中国佛教传法人才与高僧，例如道安（三一四——三八五）、慧远（三三四——四一六）、道生（三五五——四三四）、僧肇（三八四——四一四）等人的出现，始为佛教开拓了中国化的局面。也就是说，在此时期之前，中国人仅忙于接受从西域或印度翻译过来的佛教文化，经过三百多年的学习与研究，尤其在与中国儒家及道家的固有文化不断的竞争与比较之后，这些杰出的佛教高僧们，便大胆地面对佛教的教义，作了重新的评估，并给予崭新的解释。魏晋时代的格义之学，便是一种实例。所谓中国化的佛教，也就从此诞生。

　　当然，中国为吸收印度佛教所做的翻译工作，是从第二世纪开始直到十一世纪，历经约千年时间，同时也将佛教变成中国化。这种工作一直做到第八世纪时，便有了很大的成就，甚至达到圆熟阶段。同时也陆续地将发生于印度当时的各种佛教典籍，翻译成中国语文。

　　有关中国化的佛教，可以列举者有净土、天台、华严、禅宗，尤其从宋朝以后的净土与华严，事实上已和禅宗合流，天台宗也没有特定的教团。大致上不论任何一派的僧侣，都得遵照佛陀所制订的戒律如法奉行，直到百丈怀海（七二Ｏ——八一四）时代，禅僧也多住在律寺，不过，他们可以自由选择适宜他们自己所修行的方法和经论。禅僧自成一个教团的情况，那是从百丈怀海树立了禅宗生活规范的丛林清规之后。

　　百丈怀海大师的丛林制度建立之后，佛教的中国化，才算圆满成熟。可是，从对教义的自由发挥，到僧侣生活方式的大胆改革，已经经过了四百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经过许多高僧大德善知识的努力，而最后的集大成者，却是禅宗的人物。然而在禅宗大成就的四百年前，道生法师就已经主张顿悟成佛及众生皆有佛性，结果被当时的众僧认为是邪说，而遭受驱逐的命运；那时距离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到中国，尚早了一百年。四百年之后，怀海创立从事农耕生产的生活方式时，也被时人骂为破戒比丘。对于这两个突破传统旧观念的例子，正代表了佛教中国化的特色。禅宗的人物可谓为是集结佛教中国化的大成，所以禅宗也就代表了超越性的中国佛教。

　　禅观的佛教

　　禅，日语发音为zen,中文发音是chan，印度俗语为 jhana，雅语为 dhyana。从修行禅的行为来说，可译其义为静虑，从禅的实体来说，可译其义为定，从修行禅的结果来说，可译其义为功德丛林。

　　禅乃中国通用的名词，是梵语禅那的简称，在印度多叫做瑜珈（yoga），禅那的语根是由思维或静虑而来，是用来统一身心的修行方法。在印度思想史上的使用法颇不一致，佛教的密宗，即将修行的方法，称为瑜伽；佛教的唯识学派，也以瑜伽为名，它的意思是“相应”，即是用数息观等方法，把散乱的心念收摄，集中一境，专念一物，使心与正理等相应；从佛教立场看它，它就是舍摩他（止）及毗婆舍那（观）。佛教以外产生于印度的宗教中，即有一派被称为瑜伽派，然其内容及观法的对象，显然不同于佛教。总之，瑜伽是人们透过静坐修禅观的方法，得到三昧，显露与自性相应，或外道之神与我相应冥合的宗教经验及其过程，即为禅定。

　　佛陀出现人间的目的，是在帮助人阐发本自具足的自性或佛性。佛陀在《杂阿含经》中对于禅观方法的修行指导均有广泛的说明，这便是构成原始佛教经典的主因。

　　自佛教初传中国，以迄佛教成为纯中国化的事物，佛教徒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外乎对于三藏十二部圣典的修行方法的传译、学习和发挥。这些修行方法，可以归纳为“禅数”、“禅观”、“止观”、“念佛”等方法，这只是针对众生不同种类的根机，其作用都是相同的。

　　佛教的修行方法，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其重心是著重在禅定的修持法门，受持五戒（不杀、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为修习禅定的基础；修行禅定的结果，便能阐发本自的智慧。唯有智慧才能了断烦恼，所以禅定是休止烦恼的途径，而戒律是能预防烦恼的发生。关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戒是修行的基础，慧是修行的结果，而禅定才是修行的重心；所以天台宗的集大成者智顗大师，将修习止观，称为“正修行”，在正修之前的预备工作有二十五项，称为二十五方便。可见，从佛教的化世功用来看，除了禅观，就没有佛教。

　　禅观在中国的变迁

　　禅在印度、在中国，都是佛教徒们修行的共同法门，虽然在梁代慧皎（四九七——五五四）的《高僧传》中，记载有共计二百五十七篇传记，在其中仅举出二十一位僧侣是修习禅观之人，不过，这并不表示修习禅观的人太少，而是仅仅为了说明修习禅观而不兼弘教义和翻译经典者的人数并不多，到了唐代道宣律师（五九六——六六七）的《续高僧传》中，修习禅观的人数却急速增加，而有一百一十九人。这两种高僧传对于禅僧的类别与标准，也显然不同；前者认为中国初期的禅僧，是和印度佛教的头陀行或苦行者相同，他们依法修行，隐于岩谷、林间，常与泉石草木为伍，他们能够摈除鬼魅，役使猛虎。可是自第六世纪中叶（梁代）以后，对于禅僧的类别与标准，便大异其趣。例如开创天台宗的慧思（五一五——五七七）、智顗（五三八——五九七）、灌顶（五六一——六三二），自祖至孙三代，均被道宣律师收入禅僧之列。在这时期对禅者的定义，是除了对于教义的研究与发扬之外，尤其对于禅定的修行与弘扬，具有很大的贡献者。但是在当时，尚未听说有禅宗的名称。至于将修行禅定的人们，立为一个宗派，而称为禅宗，乃是第十世纪（宋初或稍前）时才开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