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禅的修行结果来考察，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初期禅法，是主张渐修和渐悟的，认为由于修行者的功力有强弱、时间有长短，所悟的自性空理，必然也有深浅的不同，故有小乘的声闻、缘觉，和大乘的菩萨等三种等级的分别。这与印度佛教所持的态度是一样的。

　　到了第五世纪，道生法师出世，依据他自己的修证经验，便大胆地提出了“顿悟”成佛的主张。他以为修行的入门处，固然可有三种等级之分，可是当他们亲证法性理体的本然自性时，其所体验到的自性，与佛所体验的，乃是完全相同的。这种思想论点的产生，在中国本身，正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早已有儒家及道家的文化背景。依据谢灵运（三八五——四三三）对道生顿悟思想的评介，他以为印度佛教是讲求实证，可是却仅止于渐悟，中国儒家的孔子虽说了一极顿入的道理，却不能做到亲切地实证。道生则取其两者之长而舍者之短，渐次的精进而到豁然大悟时，那就会“绘累尽矣”。此与后世的禅宗所说的“参学事毕”的见解，是颇为类似。只是在道生之前，已有支遁（三一四——三六六）主张七住位上顿悟之说，道安也有渐修顿悟之说，但是均未达到大顿悟的说法。不过这对道生来说，应当具有启示作用。支遁原本是一位研究老庄的专家，并且曾经用老庄的思想来注解佛教的般若空义。道安也曾在其著作中，引用老子的语句，这是受到当时格义风尚的影响。可见，虽在《楞伽经》中已有“顿现”之说，不过像道生那样的大顿悟，应该是受了中国儒家及道家的影响，也可以说，透过中国传统的固有思想，才将佛教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再从禅的修行方法考察。我们知道，佛教的宗旨，是教导人们透过修行而获得解脱的方法，修行要从日常的道德生活如基本五戒著手。受持五戒，固然是为了避免造作更多的恶因，以减少将来接受恶果报应的可能性，但是也正是为了修习禅定的先决条件，持戒是禅定的基本工夫。戒、定、慧的三学之间，经常保有连锁形态，是无法加以分割，也可以是缺一不可的。

　　诚如前面所说，禅是修行方法的重心，禅的异名也有好几个在佛教初传中国的时期，甚至到禅宗最初几代的祖师之间，都将它称之为禅观，尤其更侧重于观法，这都是由于受至初期禅观思想的影响，譬如第四世纪时的大师们，均应用般若空慧，来讲禅观的内证经验，因此便用观行一词来作为修行方法的命名。譬如菩提达摩的《破相论》，又名《观心论》；他的“二入四行”，又被称为“四行观”或“大乘壁观”。第四祖道信（五八Ｏ——六五一）有“坐禅观心”之说，四祖的弟子法融（五九四——六五七）则有“无心绝观”之说。因为修止可得定，修观能生慧，所以大乘禅者便以智慧的悟境为目的，故以观门的方法为著眼点，不过这并不意味著不用止的工夫。

　　最足以注意的，就是天台宗的三祖智顗大师，对禅的弘扬，曾分为三级：

　　一、渐次止观：在他三十余岁时，便以修“禅观”来统摄一切佛法，他将印度佛教中的诸种修禅观的方法，作了极细密的整理，和极忠实的介绍，并且加以有层次的排列而总集成篇，写成一部共计十二卷的《禅门修证》，又名《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

　　二、不定止观：这是他中年时代，所写的一部一卷《六妙门》；又有《小止观》一卷，又名《童蒙止观》，即今之《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此二部小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浅深不定，能大能小的修习止观的坐禅方法。告诉你在修禅定之前，应该如何作好准备工作，要具备哪些条件；在修行之时，应该如何收摄心念，应该如何调理身体；在行、住、坐、卧，日常生活的四威仪中均可修行，而且应该如何对机修习；在修行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怎样的身心反应状况，譬如有的会发起善根，有的却显露魔境，有的却显发禅病，应该如何一一地加以对治、调养、觉魔、治病以及要修证到何种程度时，才可被称为证悟等。让初机人于坐中修习止观，如坐中得益后，再历缘对境修习。

　　三、圆顿止观：这是他晚年时代的思想，他应用“止观”法门来统摄一切佛法，这是他自己所独创的圆顿观妙法，他为不再依据印度佛教的观点，所以在荆州玉泉山完成了这一部共计二十卷的《摩诃止观》，其特点是著重于教义与禅观并重，也就是将理论和实践合而为一，称之为教观一致的修行方法。他具有印度大论师的严密组织力，而且也有印度大瑜伽的风格，因此他将修行的方法，作有系统、有层次及有条理的说明和规定。然而对于修行的方法经过理论化及条理化之后，修行起来反而越不容易得力，以致《摩诃止观》这部圆顿，事实上并没有受到普遍的运用。

　　虽然，智顗的禅观思想，与后来禅宗的面目并不相一致，不过他所阐述的禅观三阶段，却说明了中国禅观方法的演变过程：也就是由印度的禅观，由此过渡而又脱胎成立了中国人自己所阐发的顿悟法门。何况后来的禅宗，虽说向上一著、不假攀缘，唯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而在初学入门时，像《小止观》与《六妙门》之类的方法书，还是有助于走向顿悟之门的工具。所以，道宣律师在编写《高僧传》时，把他算作禅师，不无道理。

　　禅宗的特色

　　所谓禅宗的特色，即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也是深受中国文化背景影响下的特色。中国文化的背景，总合言之，乃是以儒家及道家的思想为两条主流。儒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和社会关系，道前重视个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调和与统一。儒家的勃兴与活动，大多在气候严肃的黄河以北地区，道家的摇篮是在中国南方，气候温和，具有山川的美景及丰饶的物产。这是由于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的培养，才产生出两种性格不同的文化背景。

　　禅宗，就是要设法适应中国这两种不同的人文环境，才产生了崭新的佛教面目。我们知道，在印度古代的宗教领域中，就已经具有极端的苦行主义，及极端的享乐主义。释迦牟尼综合了这两种极端而倡导不苦不乐的中道主义。佛教到了中国，为了顺应儒家所注重的伦常关系与道家的放任自然，便以戒律精神来配合儒家的道德生活，复以禅定与智慧的内容，诱导道家的自然主义。戒律，使得佛教徒的生活，正直清净；禅定与智慧，能使修行者的内心，获得宁静自在。因此，习禅就不会因为放任自然，而变成逃避现实或玩世不恭的消极份子，也不会由于拘泥于戒律的细则，而变成僵化的宗教工具让他们在活泼自在的生活之中，仍然能够表现出精勤肃穆的修道精神。禅宗的大师们，否定一切形式上、教条上及思想上的偶像观念，强调以保持“平常心”为修道者的原则，并以恒常的平实心，去过平常人的正常生活。禅师们纵有超乎寻常的宗教经验和能力，但是却绝不轻易表露。所以在禅宗大师们的生活形态和观念，与中国初期的禅观相比，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