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根本原则，以大量客观翔实的史料对十四世达赖从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半个世纪里，企图继续维持封建农奴制、在国际上充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与治湾国民党及后来的民进党狼狈为奸企图分裂中国，以及唆使西藏区内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择手段地制造骚乱等不安定因素，进行了揭露和剖析，勾勒出了达赖其人的反动面目。

　　十四世达赖（以下简称达赖）从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到执掌西藏政教大权，从西藏的和平解放到叛乱出逃，既受到当时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又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既受到国内各方面积极健康因素的影响和推动，更在各个方面受来自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领主上层代表中消极因素的强烈薰染和深刻影响。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特殊、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及达赖本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着他最终必然走上背叛中华民族、企图借洋人之力以武力分裂祖国进而实现西藏独立的罪恶歧途。

　　一、达赖作为旧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他企图永远维持黑暗、反动、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继续保持三大领主对广大农奴群众的统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1949年11月下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即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及时地作出了解放西藏的决策。1950年初，中共中央又进行了解放西藏的具体部署。因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决定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解放西藏的大业。这一英明决策一经公布，即刻得到了西藏广大人民及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和其他藏区爱国人士的积极影响，他们以各种形式表示拥护和赞成。可是，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中的亲帝分裂势力，他们在英、美、印等帝国主义及地区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与唆使下，顽固坚持分裂祖国的反动立场，置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决定于不顾，招募军队，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阻止中共中央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和平解放西藏进而统一祖国的大业。

　　在这种不打不足以促和的形势下，中共中央被迫命令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昌都战役，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和锐不可挡之威，一举消灭了藏军的主力，粉碎了噶厦政府赖以抵制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信心和资本。同时，昌都战役的进行也加速了西藏上层的分化，打击了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给内向、进步、爱国的力量鼓了劲、壮了胆。反动至极的摄政达扎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交出权力的。1950年11月14日（藏历铁虎年10月8日），年龄不足16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

　　十四世达赖和历世达赖具有共同的一面，即，都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和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权力的最高执行者。但是，他与历世达赖也有不同的一面，即，他从小就生活在被分裂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即使是在亲政之后，在印度居留的他的兄长们及孜本夏格巴、身边的经师和大多数噶伦等，仍然把持着西藏的权力机关，左右着西藏的政局，他们不断给未成年的达赖灌输分裂主义思想。这种恶劣的污秽环境，在客观上就奠定了达赖必然走向与祖国和人民离心离德的歧途。

　　1950年底，在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的唆使下，达赖率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一批上层高官出走亚东，并将亚东的临时机构称为“亚东噶厦”，试图伺机逃往国外，以求得到英、美及印度的支持。而这些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不便公开出面支持达赖的分裂行为而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在这种走投无路、四处碰壁的绝望情况下，达赖一行才不得不决定暂时安身亚东，并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和谈要求，决定派出代表前往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月27日，《人民日报》用汉藏两种文字全文公布了《十七条协议》，并同时配发了《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十七条协议》公布后，在全国、特别是在西藏及其他藏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藏各阶层人民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欢迎和拥护。但西藏噶厦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却表示反对，这些人在美帝国主义等反华势力的唆使和鼓动下，煽动达赖不要承认《十七条协议》，此时的达赖处于犹豫和无主见状态，迟迟不对《十七条协议》表态。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到达亚东，经过张经武与达赖及其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等一个星期的多次交谈、沟通和耐心解释，基本消除了他们的误解，打击和扼制了分裂主义分子的气焰。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才决定离开亚东返回拉萨。直到10月24日，即《十七条协议》签订的五个之后，达赖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并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

　　1951年11月下旬，达赖的副经师赤江及森本堪布、经师林仓等经过密谋后，向达赖建议由加央达瓦、丹曲索纳和若着平措三人出面组织所谓的“人民会议”，并当即得到达赖的面谕：“现在没有赶走共产党的机会与可能，极需要组织更多的人民卷入对共产党的仇恨中，因此你们今天来我处事，对任何人都不要讲。”在得到达赖的授意后，丹曲索纳与司曹鲁康娃·才旺绕登、本珠仓·洛桑扎西等纠集在一起，起草了一个所谓的《请愿书》，编造事实，颠倒黑白，恶意攻击进藏的人民解放军，进而调集藏军密布于拉萨的主要道口，并包围了张经武的住宅，企图煽动不明真象的普通群众逼迫进藏不久的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张经武和西藏工委的领导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斗争策略，对达赖和噶厦进行了耐心地说服教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达赖下令解散了伪人民会议，并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职务，使达赖的企图未能得逞。

　　1954年5、6月份，张经武奉中央指示会约达赖，向他转告了将于当年底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及西藏参加全国人代会的九人名单，其中就有达赖本人，他虽然表示赞同，但同时又称将根据打卦的情况决定是否去北京。围绕这一问题，噶厦经过了三天的激烈争斗，以噶伦索康·旺清格勒为首的分裂势力以种种借口妄图阻止达赖赴京，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以图影响和左右达赖，他们的行为虽然没能达到目的，但在达赖的思想上却留下了不断加深的分裂主义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