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达赖在已决定赴京的情况下，公然接受了以阿乐群则、阿南拉等为首的伪人民会议分子的献礼。这些人在达赖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的支持和怂恿下，煽动拉萨三大寺喇嘛及少数不明真象的群众一直尾随达赖到康定。这实际上是为达赖壮胆。

　　达赖从成都经西安到北京，受到了沿途各地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接待和热烈欢迎，在北京火车站又受了朱德副主席及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迎接。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达赖和班禅，在交谈中当毛泽东提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问题时，达赖当即表示拥护。1955年2月24日，达赖、班禅在北京举行藏历木羊年新年庆祝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应邀参加。毛泽东在宴会上致词，向达赖、班禅祝贺，向西藏人民祝贺。当毛泽东向达赖、班禅表达中央对西藏的工作方针时，达赖当即向毛泽东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3月8日，达赖离京返藏前，毛泽东亲自到御河桥达赖住处去看望他，与达赖及其随行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并再次宣示中央在西藏的工作方针。当时达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毛主席的突然到来，我象是在做梦。经过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使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些指示变成行动，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真诚地互帮互助，共同努力工作。”3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为达赖、班禅举行送行宴会，宴会上达赖再次表示：“通过（在京期间）这一切事实，不仅使我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祖国，是有强有力、热爱和平、不怕任何侵略的，同时体验到祖国各兄弟民族间，特别是汉藏民族间及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更加热爱祖国。”中央主要领导亲自看望、关怀一个地区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亲临一个地区领导人下榻之处去看望，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尚属首例，体现了中央对西藏地区领导人的特别关心和对西藏工作的特别关注。

　　然而，达赖在返藏途中却违背诺言，出尔反尔，将其在北京的一切承诺抛在了脑后，肆无忌惮地从事煽动闹事及图谋“西藏独立”的罪恶活动。他及其随行人员先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理塘寺、大金寺等寺庙和甘、川等省藏区及西藏一些地区，大肆进行反动宣传，信口雌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企图以更大范围的骚乱抵制中央在西藏的各项方针与政策。如达赖在拉卜楞寺违背事实及用心极其险恶地说到：“从各方面看，（解放后）年轻喇嘛减少了，政府对宗教保护是表面的，在塔尔寺已反对宗教，今后在牧区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把军队开来，强迫不叫念经信佛，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改造，从思想上取掉宗教观念。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共产党，就是死也不动摇；”“我是宗教最高喇嘛，下了命令你们要积极地宣传。希望你们按自己的意愿一样地来完成我寄托的任务。给群众宣传时就说：达赖喇嘛给你们念经了。……把宣传工作搞好后，就到西藏来我们一起研究办法。”就这样，他们一伙不遗余力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制造事端。阿乐群则等数名伪人民会议分子，则又借势重来，急忙窜到康定听从达赖的吩咐。此后不久，他们就向达赖呈送了一份“汇报请愿书”，要求恢复伪人民会议的地位等，希望能继续得到达赖的关怀和支持。以上情况表明达赖是个言而无信的伪君子，并快步走上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相背离的危险歧途。

　　1955年前后，西藏周边其他省的藏区相继进行了民主改革，特别是江东地区（金沙江以东）民主改革的进行，引起了西藏农奴主阶级、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西藏地方政府中以达赖为首的一些人的极大不安与恐慌，惧怕他们赖以剥削、压榨农奴的基础和手段被剥夺。这样，一部分农奴主们便借题发挥，在昌都的宁静宗就发生了叛乱武装杀害21名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血案，以及其他一些暴力案件，试图以武力抗拒民主改革进而维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1956年4月间，达赖的三哥机巧堪布洛桑三旦对江东藏区的武装叛乱表示支持，并对江达宗大头人、宗解放委员会主任齐美公布说：“昌都地区应按江东地区行动”（指金沙江以东地区以武装叛乱反对和破坏民主改革），还解释说：“这是达赖的指令。”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于1956年9月4日作出“六年不改”的方针后，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却以为他们获得了胜利，把中央的“六年不改”政策和西藏工委的收缩方针错误地看成是软弱可欺，他们甚至公开叫嚣：“我们的目的不是六年不改，而是永不改。”一语道破了达赖及其部分上层这些三大领主的代表们企图永远维持封建农奴制的梦想。为了实现这种梦想，噶厦政府在达赖的援意和支持下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其一是大量印发藏钞，以便为巩固其政权提供经济支持；其二是于1957年12月违背自治区筹委会的人事制度，想方设法安插分裂主义分子进筹委会等机构（仅四品以上的官员就调换了16人，企图将筹委会也改造成“政教合一”性质的政权机关）。同时还委任了一大批分裂主义分子任宗本、基巧等职务；其三是扩充藏军，增补武器弹药，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基四是煽动地方民族主义排外情绪，挑拨汉藏干部协商共事的关系等等。

　　1956年11月下旬，达赖和班禅应邀前往印度参加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佛事活动。达赖刚一跨过中国边境的乃堆拉山口，便与从印度赶来的夏格巴、嘉乐顿珠等人聚集在一块，在达赖滞留印度的近三个月里，他们一伙行影不离。达赖不仅从夏格巴、嘉乐顿珠等分裂主义分子那里接受了许多分裂祖国、投靠外敌、“西藏独立”等反动思想和观念，他们也从达赖身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鼓励和授意，使他们在尔后的活动中有了方向和动力。达赖到在印度期间，还同外国反华势力密切来往，接受他们的煽动与教唆，如印度的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同达赖的私下密谈时，就给达赖许若：“自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后，应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如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措施超出协议范围后使西藏感到困难时，印度政府愿意给西藏提供帮助。”英、美等国间谍更是频频与达赖接触，共谋“西藏独立”进而分裂中国的伎俩，甚至是公然喊出“欢迎达赖到美国去”的反动口号。所有这一切，使达赖在印度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激动和鼓舞，以致滞留印度迟迟不归，要不是周恩来总理亲赴印度三次同达赖谈话，晓以大理、动以挚诚、再三敦促，达赖很可能在那时就留居印度了，从而提早两年走上背叛祖国的流亡生涯。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达赖印度之行，实质上是在“佛事”活动幌子掩盖之下的政治旅行，是了解国外“政治气候”和传播其分裂祖国思想的政治外交活动。达赖在印度的近三个月时间里，也是大有“收获”，离心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强化，同中央对着干的“胆子”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