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佛教分别从印度和汉地大规模正式传入西藏。为使佛教在西藏驻足并得到宏传，于是佛教道场的兴建也随之而初兴。其时西亚、南亚和我国汉地的建筑风格与建筑艺术也不约而同地传入雪域圣地。现存于西藏拉萨的大昭寺、小昭寺，就是汉地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首次在藏区佛寺建筑中与藏式建筑结合的成功尝试。藏传佛教形成后，特别是自元代以来，由于历代中央王朝在对藏区的施政中，皆对藏传佛教采取扶持政策，加之藏区与汉地以及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致使藏传佛教开始向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汉地伸延和传播，于是，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在这些地区出现。其中在少数民族地区较为突出的是今内蒙古自治区承德市以及辽宁沈阳市等地区。这些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不仅仅是藏传佛教在这些地区传播的基地，更重要的是成为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和缩影。

　　一、五台山藏传佛教寺庙建筑

　　山西五台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传为文殊菩萨讲经说法的根本道场。据《清凉山志》记载，早在公元58－75年（东汉永平年间），五台山已有寺庙建筑。隋唐时期，五台山不仅在国内盛名，而且声播国外，吸引了国外佛教僧人前往朝圣观光。“唐龙朔年中，频敕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五台山）检行胜迹……赜等既承国命，目睹佳祥，具已奏闻，深称圣旨。于是，清凉圣迹，益听京畿，文殊宝化，昭扬道路……项又以此山图为小帐，述略传一卷，广行三辅云。”《五台山图》问世后，于中唐时期最早传到日本。之后不久，又传到西北敦煌，并绘制于敦煌石窟的壁画上。关于吐蕾派使到五台山求取《五台山图》一事，汉文《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均作了简略记载。在藏文史料中，记载较详的当推《巴协》，其中记述了吐蕃使臣桑西等5人为求《乎尔加经》前往汉地。在汉地求得佛经后，还到“德乌山”（五台山）顶的文殊菩萨殿中求取寺院图祥。在西藏桑耶寺“乌孜”大殿底层东壁至今还可以看到绘制特别精细的《五台山图》壁画；在布达拉宫日光殿西门南侧也还保留着《五台山图》的壁画。

　　自元代起，藏区藏传佛教高僧及信徒到五台山朝拜者日益增多。元代，在五台山进行佛事活动的代表人物一是益西仁钦；再就是大名鼎鼎的萨迦第五祖大元帝师八思巴；还有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三世活佛攘迥多吉也曾到五台山朝山布道。致使五台山逐渐成为藏传佛教在中原的一大中心。明、清两朝，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公元1406年，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却贝桑颇应诏前往南京，次年，来到五台山“建大斋，资荐大行皇后”。公元1423年，萨迦派尚师昆泽思巴应诏去南京之后，又到五台山云游朝拜。公元1414年，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矢亦曾到五台山传扬佛法。清顺治年间，世祖诏命藏族高僧阿旺罗藏前往五台山，敕封为“扎萨克”大喇嘛，“总理五台山番汉僧人”。至新中国成立时止，历任五台山“扎克萨”大喇嘛为19任。清代，曾经前往五台山圣地的藏传佛教高僧还有第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章嘉·若必多吉作为雍正、乾隆两朝国师，到五台山的次数最多，时间也最长，后圆寂于五台山，乾隆皇帝特令予以“金顶玉葬”。至今，其灵塔仍矗立于镇海寺的永乐院中。公元1908年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到五台山，在此处停留时间达半年之久。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后，在其扩建的金色颇章的格桑德吉二楼，令画师绘制了五台山图，以表达对五台山的怀念之情。

　　五台山寺庙林立，汉系佛教寺庙与藏传佛教寺庙并存，故有黄庙和青庙之分，黄庙即指藏传佛教寺庙。“据统计，清世宗雍正时，五台山仅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就有26所，僧人千余之多。到民国时仍有‘黄衣僧’（指藏传佛教僧人），大寺六七，中小数十，综计僧徒约三四千人”。据妙舟法师所撰《蒙藏佛教史》载，五台主要藏传佛教寺庙为文殊寺、镇海寺、寿宁寺、普乐院、目罗睺寺、台麓寺、金刚窟、涌泉寺、七佛寺、三泉寺、善财寺、普恩寺、慈福寺、十方堂。在上述寺庙中，规模和名声最大的当数位于灵鹫峰的文殊寺（又称喇嘛宫），“此寺位于台怀镇海拔1789米的灵鹫峰上，红墙黄瓦，金碧辉煌，气势宏伟，规模巨大。”该寺占地45亩，殿堂400余间，最盛时有千余僧人。”

　　二、北京藏传佛教寺庙建筑

　　北京，自元以来为元、明、清三朝京都，是中华各民族文化荟萃之地，同时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出现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其原因主要如下：一是前述北京的国都地位；二是藏传佛教在藏区的特殊地位；三是自元代起，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后，中央王朝在对藏区的施政方略中对藏传佛教所采取的宽厚、优待的特殊政策；明、清两朝又均连续采取元代的施政方略，这种连续性，使得在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有了一个较长的相对稳定发展时间和空间，并得以保存下来。

　　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始兴于元代，而且与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有关。公元1252年，自八思巴代替萨迦班智达前往六盘山与忽必烈会见之后，就一直追随忽必烈左右。公元1252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忽必烈登基后于公元1260年迁都北京，同一年设置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的总制院，又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理总制院事。八思巴一生在内地的活动，特别是在北京的活动，进一步巩固了西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推动了藏族与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中，其中妙应寺和护国寺都与八思巴有着直接关系。“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在辽代所建的永安寺舍利塔中发现了舍利，时值新都大都城落成，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建塔，为新建都城祈福，定塔名‘释迦合利灵通之塔’，定寺名为‘大圣寿万安寺’。塔建成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寺建成于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据元史载，八思巴曾请尼泊尔工匠来西藏建塔，并命阿尼哥“监其役’，次年塔成。随后，阿尼哥又作为八思巴的弟子来到大都，主持修建了该寺。该寺建成后，成为北京“首屈一指之大寺”，元朝帝后多次临此，而且成为“百官习仪之所”。寺内“释迦舍利灵通塔”是寺内主要建筑，为典型藏式佛塔，塔高50．86米，是北京地区最大的古塔，由于佛塔在寺内的主要建筑地位，故该寺又被民间习惯称之为白塔寺。护国寺建于元朝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原称大都崇国寺。寺内有藏式佛塔一座，“俗传为帕布喇嘛之塔”。帕布喇嘛即八思巴，据《佛祖历代通载》记述，八思巴于公元1280年圆寂后，“上闻不胜震悼，追怀旧德，连建窣堵玻（塔）于京师”，即是指护国寺中的帕布喇嘛之塔。据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载，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有雍和宫、嵩祝寺、福佑寺、黄寺、黑寺（慈度寺）、隆福寺、大隆善护国寺、妙应寺、五塔寺、普度寺、宝谛寺、永安寺、阐福寺、宏仁寺、资福院、净住寺、新正觉寺、圣化寺、慧照寺、化成寺、三佛寺、长泰寺、慈佑寺、梵香寺、同福寺、吗哈噶拉庙等30余座。上述寺庙中规模最大建造最精美、豪华，至今保存最完好的寺庙当数雍和宫。雍和宫藏名为“甘丹金恰林”，意为“吉祥威严洲”。该寺座落于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占地6600多平方米，始建于公元1694年，初为雍正皇帝继位之前的行宫，公元1744年，朝廷为“缅忆过庭，以昭崇奉”和“安邦治国”，遂改为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的总体布局、形态处理、空间结构、装饰艺术和色彩，既保留了明清时期汉式宫殿建筑的风格，又融汇了藏式建筑的艺术特色，成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在汉地的典型建筑形制。该寺在后来的改扩建过程中，仿西藏正规寺院的“四学殿”，分别建造了专供研习医学、天文、历算、显宗、密宗的药师殿、数学殿、讲经殿和密宗殿。密宗殿的密宗塑像、唐卡和壁画均系藏式风格。主体建筑之一的法车仑殿为十字形布局，殿顶有5座藏式馏金宝塔，金光熠熠，气宇轩昂，昭然一幅汉藏建筑艺术结合之作。藏式佛塔在北京的宗教建筑和塔类建筑中独树一帜，例如妙应寺“释迦舍利灵通塔”、护国寺中的“帕布喇嘛塔”、北海琼岛永安寺白塔、西黄寺中的“清净化城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