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笔者之见，在四川藏区的宗教音乐中，相较之下也以宗教诵经音乐最富有旋律性。在八美的这种宗教活动中，诵经从其音乐表现方式上看似乎具有叙事性，曲调接近于朗诵，这也使其接近于语言说白的音调。其使用的音区较窄，节奏相对均匀，诵唱速度一般情况下都较慢，但跟着音调抑扬顿挫的起伏，当至高潮处时有的段落诵唱速度在渐快后也和较慢处形成明显的对比和变化。根据现场观察与记录，可感到其段落间的变化多以反复某个具有华彩性质的短小精练的乐段（或乐句），以略有变化的方式反复演唱（参见谱例1），诵念经文时大喇嘛东哲堪布一直摇奏手中的“法铃”来指挥并控制整个诵经和乐队的节奏。

　　八美诵经音乐的旋律风格总的来说较质朴，并具有浓厚而明确的宗教性乡土气息，其诵经的旋律也很具有五声调式的色彩（见谱例2）。

　　四、诵经与弦子

　　八美的“念玛乃”除了诵经之外，还有多种民间歌舞表演，如扎木聂弹唱、弦子舞等节目，而所有节目中除了诵经仪式为纯粹的宗教活动外，其他都属于藏族民间艺术，其中，民间歌舞以“弦子”为主。藏族舞蹈弦子又称“谐”，起源于四川巴塘、西藏芒康等地，以四川甘孜的“弦子舞”最为著名。一般情况下，在诵经仪式结束后跳弦子舞，有表示这次宗教活动进行得圆满的意思。

　　如前所述，在乐队的编制上，在正式的诵经仪式时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寺院的音乐及乐队编制，如果从西方基督教音乐的角度来看则可称之为圣乐，即崇拜上帝的宗教音乐。喇嘛们用铜钦、呷岭、法螺、大钹及神鼓等乐器来表达其对神的信仰，在这种仪式中，诵经音乐的“神性”或对神的崇拜性得到较完整的宗教性体现。在这一点上，似乎也说明了宗教和艺术在其源头上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即：“宗教始终是艺术的泉源，而崇拜艺术则是一切艺术之母。”^⑥在整个诵经仪式过程中，其诵经音乐的旋律虽然很简单，但其音乐的起伏较大，音乐中充满着激情、崇高与宗教冲动；在这种充满“神性”的音乐面前，无论是寺院乐队的“乐手”，还是诵经的信众，似乎都充分地释放着他们对神的崇拜乃至对神的欲望；在“念玛乃”的歌声中他们释放着对神的依靠，而在神的光影下他们又摸索看自己的生命位置。

　　到了表演较现代化了的弦子舞时，乐队的编制也就变成了较现代化的乐队编制，如：竹笛、二胡、西洋式大鼓、手风琴等。一般情况下，笛子和二胡分别担任旋律声部，手风琴主要起和声作用，而西洋式大鼓则起节奏作用。和藏式寺院乐队相比，这种乐队由于增加了拉弦乐器和键盘乐器，因而使得整个音乐和藏式的传统寺院音乐相比就显得其色彩更加丰富、更加“现代化”，其旋律也更灵活、更流畅及更富有生活气息。比如，在很多年轻小伙子的舞蹈中就多有模仿骑马或放牧的动作。参加弦子舞表演的大都是镇上的年轻人，在表演中，男女分两组，呈圆圈或两排相对，时而围圆圈舞蹈，时而两队穿插。而这种“顿足为节，连臂踏歌”的藏族弦子舞蹈也就是泛指流传在广大农牧村镇的自娱性及表演性都较强的民间集体歌舞，是藏族较日常化与生活化的舞蹈，其既有表现藏族粗犷激扬的勇猛之气的一面，也有表现其长袖翩翩的婀娜风采的一面。而在这里，神的光影似乎已经逐渐消退，“娱神”传向了“娱人”；喇嘛变成好奇的观众，而年轻人则纷纷“登台”表演了。

　　五、信仰与文化

　　在八美镇的“念玛乃”过程中，“信仰”的表达是整个活动的核心。仪式开始前，就有藏族佛教信徒不断地对着“讲经台”磕头行大礼，以示对神的尊敬。而每当大喇嘛进场或退场时，都会有信众排队站立在两旁恭候大喇嘛，并期待着大喇嘛的“模顶”。远近的信徒除了按时参加“念玛乃”之外，还纷纷向领经的大喇嘛献上礼物。一开始，很多人都向大喇嘛虔诚的双手献上“哈达”，大喇嘛接过“哈达”后，再将“哈达”挂在虔诚信徒的脖子上；接下来也有很多信徒会在“请哈达”的时候捐献钱物；还有不少藏民把一袋袋糌粑倒进大喇嘛所坐的讲经台旁的大口袋里，这些钱、物等都是信徒们自愿捐献给寺庙里的。

　　在整个仪式中，实际上交织着两种不同风裕与意义的音乐又化现象，即宗教的诵经和民间的弦子舞。两者除了具体形式上的区分外，更多的还表现在两种不同音乐文化在观念上的区别。即：藏传佛教音乐在其文化事项上更多的是对神灵的崇拜，而“神灵”的意义对于信徒们而言更多的还在于对“来世”的保佑，因而也可以说，这种诵经的藏传佛教音乐的文化所指是来世的，而较现代化的民间歌舞的表演则完全是属于“现世”的，表达着人们对现世的态度，其文化所指是现世的。另外，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八美的诵经除了具有音乐本身的意义之外，还具有着多种宗教社会性功能，从学术上看，如以音乐的形式为载体而表达出的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行为规范功能、心理调节功能、陶冶情操的美感功能等。而通过音乐这一特殊的艺术视点来看待社会文化的作用与意义，也是民间音乐向其背景文化纵深发展的主要途径。

　　结语

　　据了解，八美镇在农闲时一年一度的诵经活动是这两年才恢复的，而这种恢复完全是自发的，因而从文化艺术这个角度也可看出藏区文化和宗教的历史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这样说，在藏区，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民俗化的信仰有关。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宗教不以培养神圣的体验，不以促进灵魂的文化为其最高目的，那它就不是宗教了。”^⑦［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道孚县志编纂委员会：《道孚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②贾大泉：《川藏道的兴起与川藏关系的发展》，载《四川藏学研究》（四），杨岭多吉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③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古近代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④［美］保罗·韦斯、冯·沃格特：《宗教与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