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苯教此时表现出了与中央集权的奴隶制王朝的相对抗性（或不相宜性）；它那崇拜多神，认为赞普与其他部落首领均为天神之子，是兄弟关系的观念，对于要加强王权统治的松赞干布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加之，苯教的深远影响在尚未巩固的吐蕃王朝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骚动，使许多臣服于吐蕃的部落不断发生叛乱。《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之时，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牦牛苏毗，聂尼达保、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父王朗日松赞被进毒遇弑而薨逝”。可见当时局面之混乱。如果赞普想集中权力，加强相互联系来结束这一混乱的局面，就必须得进行一套苯教仪式——部落公盟，即“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谕盟者有如牲’。”⑤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赞普”只是部落联盟对军事首领的称呼而并不代表最高统治地位，赞普参盟也只能作为普通的成员，实际权力则操纵在主持仪式的苯教巫师手中。涉及到有关诸部落共同利益的大事，也不能由赞普一人做主，而是要由各方面商讨决定。所有这些都是为松赞干布所难以容忍的。

　　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宣扬一神论的佛教认为佛是至高无上的，是普天之下唯一的神。于是，松赞干布从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对这种宗教从主观和客观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也就表明了专制统治在宗教上的表现就是由统一的神来替代多种多样的神这一必然的现象。因此，可以说在松赞干布时期，佛教进入西藏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是一种必要。

　　随着西藏各地方的统一、吐蕃王朝的建立，吐蕃得到了发展生产的安定环境，加之，松赞干布为发展生产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使吐蕃的经济出现了新局面。在农业生产方面，松赞干布命吞米桑布礼等人管理治田灌溉，“使高地蓄水为池，低地引水下河，旱灌涝排。”并提倡开拓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划分良田牧场，平均分配水流等。将西藏南部河谷地带开发成主要的农业区，种植青稞、荞麦、豆类等一些耐寒早熟的作物。在畜牧业方面，由于采取了春夏季遂水草游牧，秋冬季转到固定牧场的畜牧方法和严令禁止了大规模的杀牲祭祀，牲畜总数猛增了许多，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据《新唐书》记载，当时牲畜种类有牦牛，名马、犬、羊、豕等，出现了“牛羊繁殖，沿路成群”的繁荣景象。畜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牦牛和马都成了主要的耕作工具。在手工业方面也出现了专业的冶金和硝皮工匠之分。铁制的生产工具也已得到了较普遍的应用。生产力已达到成熟的奴隶制时代的水平，甚至已具有某些封建经济的因素。比较稳定的生活和较为发达的经济，使人们也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趋向于统一，祈求一个强大保护者的庇护（赞普即为“强者丈夫”之意）的心愿日益强烈。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时期，佛教传入西藏已具备相当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

　　西藏文字也出现在这个时期，这是奴隶制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的突出表现，据藏文史料记载，吞米·桑布札等人领赞普旨意赴印学习梵文，在阿阇黎拉日巴桑格座前学成文字和梵语回到吐蕃后，由吞米参照西域诸国和天竺等国古文字形式，结合吐蕃的实际情况，创制了藏文四韵三十字母，同时还编著了《文法根本三十颂》和《文法添性用法》等语法书籍。藏文字的发明，为吐蕃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拉开了文字记载的藏族历史的序幕。并且，由于藏文字的形成是伴随着学习梵文同时进行的，这样也就对佛教传入西藏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不少的佛教经籍被陆续翻译成藏文，介绍到藏族社会中的史实方面。同样，藏文化的发展，对加强藏族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多方面的交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