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继承法的演变和活佛转世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在这里我们粗略地回顾一下历史，或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九世纪中叶，朗达玛（逝于842年）的抑佛政策使佛教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佛教不仅失去了吐蕃王室的青睐和支持，而且佛教徒也失去了宫廷的保护和优待。随着佛教在吐蕃社会中的被禁废，吐蕃王朝的统一体也由此而开始崩溃。如果说前弘期佛教是受王室推崇，由一个中心向四面辐射，自上而下地推广传播的话，那么，到了后弘期复兴佛教则完全与此相反。这时一个中心变成多中心，从腹心向四方辐射的态势转换成从周边向腹心合围的态势，进而各教派都企图争夺中心位置和霸主地位。这种寺庙林立，教派纷争的局面，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时分裂割据的社会和纷繁林立的教派互为因果，互为后盾。在这里各种竞争是不可避免船、而竞争又是各种创新活动的有效动力。活佛转世无疑是各种竞争活动的诸多必然产物之一。大小地方势力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都争先恐后地支持宗教，利用宗教。而佛教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积极主动地投靠封建势力。因而不同的教派都各有自已的施主，总是有些不同地方封建主在支持着不同的教派。为了壮大自己，削弱对方，为了各据一方，进而取得对全藏的控制权，政教合一的各方势力之间出现了反复激烈的竟争和尖锐复杂的斗争。萨迦、帕竹和藏巴汗等地方势力都具有政教合二而一的典型特色。在一个地方政治派别和教派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纷争和内讧。“在群雄竞争，互相攻伐，彼此兼并的形势下，一个集团是否具有杰出的，有号召力，相对稳定的领袖人物和领导核心，对这一集团（派别、部落、教派等等）的兴亡，具有重要意义”（2）。社会常识告诉人们，一个杰出领袖人物的必然消失或偶然失去，对他所代表的群体或派别带来巨大的震撼和权威真空，内部的纷争，异己的吞并和外敌的讨伐等等都随时有可能乘机而来。因此，任何统治集团和派别等历来都非常重视解决自己的继承人问题，历史上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继承法。由此可见在群雄纷争。教派林立，彼此竞争激烈的后弘期，出现各种领袖传承法或继承法，包括活佛转世传承法都是当时社会存在决定的，带有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