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价值群体还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困难。

　　藏区的现代群体显然还不具备以效率和市场化为核心的社会运转体制。缺乏现代产业支撑的城镇长期依赖国家财政扶持。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为藏区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它的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总是难以摆脱全国居末的困难；藏区传统价值的当代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一方面，很难把产业转移和升级从藏传佛教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而二者又有许多不相容的特征。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民族与宗教的多元性，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世界难题；另一方面，由于有过全民信教、政教合一的历史原因和达赖流亡集团的政治干扰，使这一地区的宗教发展蒙受政治影响。如何处理好藏区的宗教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一个国家级别的战略问题。

　　三、价值分析

　　出于理论简化的需要和顺应流行思维模式，采用传统和现代的两极分类来考察藏区社会价值系统是不够的，有时甚至是很危险的——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通常是多元价值共存互补的社会，而两极思维很容易得出非此即彼的冲突结论，忽略价值多元性和互补性。我们避开价值哲学的抽象讨论，使用林茨－奥尔波特价值测验量表提供的操作范式——即一个常规社会通常具有六种典型的价值行为。现在，按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程度分叙如下，并在每种价值定义下简短评估藏传佛教的社会发展功能：

　　求知价值——对世界的好奇、疑问、探索和追求理解、把握的行为倾向。其人格化的典型角色主要为学生、教师、思想家、科学家；其信念是求真，途径是理性和观察；求知价值在近现代社会中占主流；求知与劳动相结合，其结果首先是创造了文明，然后创造了近现代工业和法治国家。

　　藏传佛教同所有其他宗教一样，是执著信仰而非怀疑，是在信仰前提下体悟而非在观察前提下思考。只有功德深厚的高僧才能掌握原始佛教朴素的心智哲理；信众和普通僧人的宗教生活中太多的偶像崇拜，太多的信仰仪式，非常不利于求知价值问世俗劳动和神学理论两方面分化发展。

　　经济价值——从最古老的物欲本能发展而来的劳动、获得、占有与享乐的人类倾向。其典型角色是各类经济人。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的研究都肯定：最有效、最合理的经济追求形式是“一切权力归劳动者”。如何提高劳动的效率和劳动科学技术含量，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迫切的任务。

　　藏传佛教的禁欲观把经济价值遏制到生活需求的最低限度；此外，过度的宗教活动显然不利于生产和消费。藏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速度缓慢，除了其他诸如地理的、政治的原因之外，作为有一千多年全民意识形态历史的藏传佛教肯定要负重要责任。

　　政治价值——影响和控制他人行为并把这种控制关系制度化的倾向。其社会角色是政治家、革命家和其他追逐公共权力的团体和个人。占有暴力、资源和信息是传统政治的基础；近现代文明在公共资源基础上确立了公共权力的法治国家。

　　藏区具有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追求平等超度的宗教精神与轻践人命的农奴制组成奇妙的政治：此生越轻践，来世越珍贵。人世贫富贵践的等级越大，信众崇拜的偶像越多，舍弃今生、向往来生的愿望也就越是强烈。人骨作法器被视为荣誉的传统肯定是改变环境、自强求富的现代行为的巨大障碍。如果佛教的平等主张同神权分离，也可以转化成为普遍的权力制衡动机，有利于体制的创新和改革。世俗政治应更大限度地实现公共权力的平等和正义，把藏区信众的彼岸愿望转移到现世。

　　审美价值——以和谐、优美、典雅、崇高为生活追求的行为倾向。其社会典型是诗人、艺术家和高度关注生活中美学品味的女性特质。审美的人类表达倾向和文明初期的图腾巫术及其后来的宗教形态紧密相关。它不仅是情感和悟性的表达与交流工具，还具有升华原始欲望、净化社会情绪的人文功能。以审美的方式组织物质的和精神的资源被视为最高境界的文明。这也是现代物质文明社会强烈地需要保留和继承传统文化美学价值的基本原因。

　　藏传佛教和道教一样，维系着更加深刻的民族性格特征：大自然般的雄浑、质朴、空旷，必然投射出佛（道）的庄严、佛（道）法无边和至境空无；无法解脱的生老病死既然最后一死了结，就把死亡修炼成为具有美学意义的涅槃；既然生活环境极为恶劣，以人欲。物欲为耻的宗教戒律自然流行。正如道教在汉唐贵族中流行时金丹教派兴盛；而宋元兵荒马乱之际，穷苦民众纷纷加入苦行施善的全真道派。

　　面对大自然，而不是面对人类观众的表达，使藏区的宗教仪式和民间艺术更少有文化修饰，也更直接、更真实地表达内心。以西藏为主题的音乐作品对现代化社会的穿透力，最好地证明了藏族传统的交换价值。

　　社会价值——这是一种亲近他人，以慈善、利他、关注并且热爱社会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外倾行为定向。它不同于政治价值的关键区别是：主观上不谋求占有权力。在政治理性时代之前，宗教普遍承担着这种积极的道德价值。后现代主义在社会平等、环境保护、女权运动、回归民众等活动领域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尤其重视传统宗教中的社会价值，其主要理由就是现代化的技术理性和经济一体化趋势无法保证社会价值的个性和社群共性。

　　藏传佛教继承了原始佛教的利他品质，如“舍身喂虎”、普渡众生的大乘精神。但是，极其稀疏的人口密度及其交往频率，向佛事而疏人事的生活习惯，再加上密宗的内修和秘传传统，都抑制了最有利于藏人建构合理化社会体制的社会外倾。对神的关注超过对人的关注，佛教本身的超然出世主张和出家寺庙制度限制了社会价值向俗世扩展。但无论如何，即使在今日藏区，无论是城乡还是牧区，欺诈、偷盗、抢劫的发生率都远比内地低。在拉萨，就看不到内陆民宅无处不有的牢笼——防护栏和全钢保险门。今日藏区民风淳朴，甚至有些地方路不拾遗，是几乎所有赴藏观察者的强烈印象。

　　神秘主义价值——是所有宗教和原始文化的认知特征，也是人口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格特征。神秘主义者相信超越感知觉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认为感觉和理性不能把握这种彼岸存在；只有悟性、天启、体验甚至只有信仰本身才能接近神秘本身。在近代，神秘价值曾经同新兴的科学理性有过尖锐冲突，到了20世纪，科学调查者的视野从物理世界向人类社会扩展时发现，神秘主义的认识及其行为倾向不仅普遍存在于前科学时期的宗教社会中，也在现代社会乃至后现代社会中将普遍存在。艺术家、大多数女性、人本主义哲学家具有这种倾向；欧洲的和东方的一般文化背景也有着这种倾向；科学哲学甚至承认，未知的存在正是已知的边界，而直觉悟性也是科学程序的疑问和假设阶段必不可少的源泉。当然，具有科学意义的神秘主义是以理解为前提；而宗教神秘主义却以彼岸信仰为前提。由此可见，神秘主义虽然与贫困、教育落后和不公平制度待遇的社会现象呈高相关，而且往往同宗教或者其他蒙昧信念相关联，但是，它的起因决不仅限于理性化程度和文明发展状态，它还有更加深刻的人类学基础和心理补偿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