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她的母体印度佛教、汉地佛教一样，藏传佛教的圣谛具有丰富的辨证理性和充满洞见的悟性；但她的俗谛却把神秘主义导向偶像崇拜；她与本地苯教融合之后，吸收了更多低极形态的自然神秘主义成分。这就出现了一种“宗教社会悖论”——圣谛的本义是反对偶像崇拜，而修成圣谛的极少数大贤大智者却反而成了大多数信众的偶像！广大的贫穷藏民既不能接受佛学专门训练，又不能接受现代理性教育，只好在并不必然需要这两种教育的简单原始的农牧生活中，世代延续着偶像崇拜型的神秘主义价值。然而，也正好是这种不求理解、控制和改造的大自然崇拜和佛学精英人物崇拜，才造就了世界屋脊上的藏民族文化特征。

　　无论是经济需求推动认知发展，还是认知成就拉动了经济扩张，近现代社会的进步标准本身就是认知价值和经济价值互相促进的结果；随着其他四种价值社会功能的相对弱化，六种价值的社会分工协调程度也越来越细。但是直到今天，认知和经济取向价值仍然没有成为藏区农牧社会的主导趋势。在文化意识、社会劳动与习俗社会方面，六种价值的分化程度也非常低下。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中，以大小城市为中心的藏区各级政府却在千方百计地考虑以现代化为主题的社会发展规划。布达拉宫殿曾一度和她正面新建广场上简陋的自由市场形成极不协调的对比；同时，市场上批量出售着藏香、法器和佛像，又象征着一个古老的价值系统开始进入现代交换领域。

　　四、发展的难题与应对

　　自鸦片战争把中国卷入现代发展道路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经历了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的尖锐冲突和创伤。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全面内战，到试图用政治方式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计划经济时代，直到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以国家政府方式确认“四个现代化”，甚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逐步推行市场体制以后，中国的精英分子一直在艰苦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最近20年的改革开放才初步完成了从现代观念向社会现代化的移植。但是，无可否认，要在中国完整地实现现代价值，成功地完成国家从传统—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移，还有漫长的艰苦跋涉。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考察了20世纪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现代化试验的成败后，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程序》一书中警告：那种由上至下、导致社会急速变化的移植性现代化进程，极易因利益调整失灵与传统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现代化的挫败。

　　在我国藏区发展问题上，无论是观念探索还是现实实践，对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经验，也取得了所有观察者都不得不承认的巨大成就。但是，从纵深层面考察，会发现更多的挑战性难题。当然，人类历史对解决类似的问题都有可以参照的经验：

　　观念类难题：

　　1、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合理边界与互补关系何在？

　　（文艺复兴运动从神学向人学转变的历史经验）

　　2、市场开发价值与藏区传统的自然生态方式如何对接？

　　（美国的历史学家至今还在惋惜并且检讨印地安文化的消失；印度近年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苯教的自然崇拜是制度效力之外最有效的环境保护力量）

　　3、资本人格化与佛教禁欲节俭传统的不相容矛盾如何解决？

　　（这是一个超越了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所涉案例范围的难题。当代普遍的神圣行为与世俗行为分野，以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双重人格均可以借鉴。当然，这样的行为分化需要比较困难的文化学习和社会适应过程）

　　实践类难题：

　　1、资源配置方式的困难。藏区在梯级经济格局的不利区域，资源随计划行政调配流入。以西藏为例，近50年来，国家投入和兄弟省市支援每年几近10亿人民币，相对只有200多万人口的人平累计量相当惊人。但是事实上今日西藏仍不富裕。在市场化进程中，如果资源按照自由进入与退出法则流动，“贫困陷阱”中的有限资源要么外流，要么流入寺庙供奉。现代经济的“造血机能”难以形成。这是整个西部的共同症结。

　　（建议分两步发展：首先是行政拉动时期。在这个时期，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向藏区公民公开、公平、直接地发放工商业扶助信贷；加大补偿性的生态恢复方面和实用教育方面的基本建设投入。尽快形成民间自由资本的存活力与再生力，而非市民－干部权力等级依赖型的扶助模式，才可能使藏区能够在10～20年内达到全开放市场竞争的产业起跑线，然后再进入经济生活的全面市场化时期）

　　2、基础设施成本高昂，产业和市场空间狭小。藏区人口分散稀疏，基础建设易投难养、难回收；人力资源和消费潜力极其受限；过去由资源开发进行投资补偿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大移民，小集中”的策略有助于短期民生的规模效应，也可以减少区域内的基建投入。但是，这样做无助于藏区巨大地域的空间开发。

　　（建议：藏区乃至西南省区的产业建构应该面向西亚和南亚。这个地区的人口总量和中国人口总量差不多，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差不多，现代要素与传统习俗的冲突却比藏区更加尖锐，制度改造的实验也五花八门。总之，这是一个可比价值和借鉴价值都极大，且具巨大产业与市场发展潜力的地区。在印度洋经济圈和中国东中部卷入的太平洋经济圈之间，藏区应该发挥发展凹区的低吸功能和连接两大经济圈的纽结作用，以此摊销基建成本并开拓新的产业和市场空间——而这正是国内视野内难以克服的困难）

　　3、如何保护传统，不仅仅是一个信仰自由问题。在藏区漫长的历史文化中，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传统已经塑造了藏民族本身的生产、生活与文化的独特形态。失去这种形态也就会失去其民族特性中相当的内涵，何况这种形态本身就具有补偿现代化弊端的人类学价值。后现代主义思潮非常重视这类价值。比如，当中国人普遍达到现代性生活标准，并且厌倦了富足单调的城市生活之后，亲会大自然、回归心性质朴、渴望另类生活挑战的原始本性也就会普遍苏醒。到那时，今天出于小市民眼光的“贫穷野蛮的藏区”也许已经不复存在。假如一心向佛、视身外之物为粪土、一生可谓“神圣单纯”的藏民族精神无处寻觅，而水泥丛林、汽车和无处不在的收费交易却遍布藏区，这哪怕由现在的国人来判断，也肯定不会认为是件好事。如果有人说这个假设犯了非此即彼的错误。那么，就请在内地沿海找一找儒、释、道还能以非旅游方式的存在证据，或者到美国西部去找一找印第安人的部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