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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汉佛典文选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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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藏汉民族古代的文化,是极为丰富多彩的。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译经事业的开创及发展,翻译的佛教经典长久广泛流传,藏汉民族的各个方面,都染有它浸润的痕迹,其中不少佛典作品,颇有文学意味,值得我们鉴赏。本文拟从这方面谈点管窥之见。

  佛典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它事物一样,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它随着佛教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宗派的蜂起而争流,内容广泛,涉及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工艺思想、行为、习俗等各个方面。

  相传释迦牟尼住世之时,正是天竺社会处在奴隶制衰落时期,大小奴隶主割据土地,互相杀掠,贫民百姓,痛苦难堪,弱小的田主王种,惴惴不得自保。地位最高的婆罗门种姓,则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以宗教为职业,虔修处世法,吸引了不少人,甚至连那些生活优越的统治阶级中人,也幻想“安乐世界”,避世潜修,自认为可以得到解脱。释迦牟尼,作为净梵王的儿子,童年受婆罗门教育,厌世出家,寻求解脱的途径,宣扬解脱的说教,恰恰反映了天竺上层社会的黑暗与不安。

  开始宣传的教义,只是在弟子们口头传诵,以四谛、忍辱无诤、慈悲平等等训条宣扬佛教,收得不少信徒。当时只不过是为教授教诫而已,未形成文字。直到佛灭度四百余年,斯里兰卡无畏波陀伽摩王集大德比丘五百人于大寺勘正三藏、载之书册,才是南传巴利语佛典书写之始。北传佛教梵语佛典,据《大唐西域记》载,大月氏国迦(本字无法显示:“贝+贰”)色迦王统治印度时代,以世友菩萨为首的五百比丘造论解释三藏,共三十万颂,九百多万言,刻文铜牒,藏于石室,名为《毗婆沙》,是一部重要的论典。是时大约佛灭度后六百年。后经徒弟们互相传抄,著书立说,遂形成名目繁多的佛教经典。

  佛教外传,首达西域各国,佛典被译成月支(因无法辨清字而无法显示)利、回鹘、突厥、于阗、龟兹等国文字,我国古代总称为胡语,时为公元二世纪中叶。到了后汉,复从西域流入我国,用汉文译经事业,随之而起,摩腾、竺法兰在汉明帝时翻译了《四十二章经》,是为佛教流入中国后翻译的第一部经。经过两晋南北朝(265—581),长达三百多年的孕育,到了唐宋,译经业达到高峰。后世元明清各代,虽也有译经业的延续,但比之唐宋,少乎为继了。

   西藏译经业,历史虽不及汉地长,但与国内其它少数民族相比,历史还是很悠久的,译经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首屈一指。

  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征服邻近部族,建立了奴隶主政权,吐蕃四邻被信仰佛教的民族和国家所包围。佛教随着吐蕃内部社会的变革和外部交往的发展应机而入,这就给吐蕃及其以后的西藏历史增添了新的文化内容。这时期赞普派吞米桑布扎等去印度、克什米尔,学习语言文字,创造了藏文,译经事业,从此开始。八世纪中叶·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印僧莲花生入藏传教,并请译师集中于桑耶寺,开辟译场,从梵文译了大量佛经,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了一些佛经。据登嘎目录载,当时译出的大小乘显密经律论738种,其中从汉文转译的32种,分29类,译经业兴盛一时。公元九世纪,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在沙州(敦煌)和凉州(武威)译藏汉两种文字佛经23种。赤热巴巾时代的八十年,改革文字,厘定新的译语和译则,译经之多,得未曾有。九世纪中叶以后,郎达玛灭佛教,译经遭到禁止。十一世纪时,孟加拉国大师阿底峡(1042)入藏,佛法大弘,同时藏族比丘仁钦桑波等译了很多经。十三世纪初(1203),印度发生变乱,佛教受到打击,印僧纷纷潜逃入藏避难,在此期间翻译经论约六千多部,译经事业又空前盛行。元明清各代,皇帝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加护持、扩建寺庙,翻印佛经,比以往各代有增无减。此为佛经概况,足见斑烂之状。

  佛教典籍,卷帙浩多,名相又很复杂,往往令人望洋兴叹,难觅路津,要研究某一专题,搜集不了完整的资料,无法洞悉问题的实质。为解决这些问题,佛教学者和高僧大德,历经千余年的努力,分门别类、汇编成册,又从中编印提要、佛学工具书等,为阅读佛典和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首先,佛典按经、律、论分成三类,总称三藏,三藏者,有总摄一切佛教义理之意。汉文三藏,又称《大藏经》,是三藏总集的另一别称,共1692部,6241卷。

  藏文三藏或《大藏经》,分别编入《甘珠尔》(藏文译音,意为佛语,经、律两类收入此书),共1108种;论部收编入《丹珠尔》(藏文译音,意为论部),共有3461种。两部共收集编订326部,4569种(据德格版统计)。成书于十四世纪后半叶。

  藏文《大藏经》的内容,我们从分类目录看,是比较完整精细,丰富广泛的。如《甘珠尔》部包括七个部分:律部、般若、华严、宝积、经部、续部、总目录;《丹珠尔》部,分四大类十八个部分。四大类是:赞颂类、咒释类、经释类、目录类。十八个部分包括赞颂、续部、般若、中观、经疏、唯识、俱舍、修身、杂撰、律部、本生、书翰、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阿底峡小部集、总目录。《丹珠尔》包罗万象,称得上一部百科全书,对研究古代藏族文化具有很大价值,对研究东方文化,也是难得的宝贵史料。

  藏文《大藏经》中的大部分经论,是直接从梵文译成藏文的,固而保持了印度佛典的原貌和观点;还有一些梵文典籍保存不多,藏文《大藏经》却保存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贡献,如《云使》,是印度大诗人迦梨陀娑著的长篇抒情诗,十四世纪,萨迦本勤南卡丹巴授命苏玛罗什、降丘孜摩、南卡桑保于萨迦寺译成藏文,收入《甘珠尔》部,①全书一百一十七节,藏文译文采用整齐的格律诗体,1956年,金克木先生依据摩利那特本译成汉文出版。还如唐玄奘弟子巨臂园测(612—696)造的《解深密经疏》,汉文失传,管·法成译的藏文本仍保存在德格版《丹珠尔》部的经疏部内,使汉、藏《大藏经》有互补不足之作用。再如空有两宗的论典、因明、医明、声明和印度后期的密教经论,数量庞大,是汉译藏经所没有的,藏文《大藏经》却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据目前资料我们所见到的《大藏经》有各种不同文字的版本,计有汉文、藏文、蒙文、满文、巴利文、日文和西夏文(残本)等。

  汉藏学者和佛教徒为研究佛典,宣扬佛教教义不遗余力,从繁杂的经典中,经过精心选滴,又编造了不少“藏要”以及解释名相的佛学辞典等,如汉文有《三藏纪集》、《阅藏知津》、《三藏法数》、《藏要》(共三辑)、《佛书子目引》和《佛学大辞典》等。藏文有《翻译名义集》、《蒙藏智慧大全》、《藏汉佛学词典》,以及佛教历史专著如《布顿教史》、《安多政教史》、《蔡巴红史》、《青史》、《巴协》、《宗教流派镜史》、《智者喜宴》、《西藏王统纪》、《西城王臣纪》和各宗派自己的宗派专史及其传承人等的传记等等,各有侧重点,文词通显,内容也很丰富详尽,为我们全面认识西藏佛教,了解西藏社会,提供了很宝贵的史料。